杨绛人生的“第一秩序”【3】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左）、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右）与杨绛先生合影。

　　生平最大的官是校长

　　杨绛80岁时，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家夏衍让女儿送来亲笔贺诗“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

　　其实，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得最大的“官”，尽管她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我永远在群众中”，说白了就是对身边的普通人都平等相待。辞去振华校长后，为生计她去当了上海北区工部局小学教员，当时有个一年级班都是淘气孩子，杨绛硬是几堂课下来就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的姓名，把小调皮们给镇住了，一年下来把这个班调教得很顺。

　　“文革”中被打倒，住大杂院，“造反派”以打扫厕所羞辱她，杨绛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在东四头条大杂院宿舍里，她与各家的小孩都小有来往。哪个孩子家里生活较紧，每顿能吃两碗白米饭，没有下饭菜；哪家七岁孩子能给全家焖饭，她都知道。在乡下劳动，房东家昵称她“俺大姑”，杨绛得意地说，“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

　　杨绛以92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去看望已离开她家的老保姆。当她听说一个老朋友的侄女在外地开了家小书店进不到她的书时，她会把留的样书寄过去。对贫寒学子的关心，更是一直牵动着杨绛的心。新世纪初，杨绛在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上说：“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是钟书、我和我们的女儿钱瑗共同的意愿。1995年钟书病重时，我和钱瑗在钟书的病榻前三人商量好，将来我们有了钱，要捐助一个奖学金，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

　　许多清华学子都以获得“好读书”奖学金为荣。因为他们可以获得给杨绛写信的机会。杨先生每年都收到获奖学生手写的来信。有个获奖女生用 表示开心，她希望杨先生常常 。看得杨先生都乐了。（钱晓鸣）

【编辑手记】

　　戴着口罩采访《我们仨》

　　晚报“名家”版今天和读者见面了。本月17日是杨绛102岁寿辰纪念日，权以杨绛的故事做开篇做贺岁。

　　近来，微信朋友圈热衷分享“杨绛百岁感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几位朋友就酷爱《围城》，我一直想“结识”钱钟书、杨绛。没想到，十年前，我却以一个特别方式“走进”这个家庭——

　　2003年6月27日，本报刊发的《读者惦记》成为最早报道杨绛新书的媒体。6月中旬，正值非典严重时期，我接到三联书店发行部负责人的电话，说杨绛先生怀着失去丈夫、女儿的悲痛写作的新书《我们仨》下个月出版，希望我去书店采访本书责编冬晓（三联原总编辑）。大街上冷冷清清，昔日人头攒动的三联书店此时没有一个顾客，责编不落忍非常时期把我叫来。我说：“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钱钟书，《围城》每出一版我都买了送朋友，我对他们夫妇非常崇敬。所以，不管怎样我得来。”

　　戴着口罩采访的经历是我记者生涯里难忘的一景。当时书还在印制中，责任编辑冬晓哽咽着介绍《我们仨》的出版经过——

　　1994年夏季、1995年冬季，钱钟书和女儿相继住院。杨先生就不断地在两所医院奔波。1996年，杨先生有了撰写《我们仨》的想法。同年10月，女儿钱瑗因患脊椎癌预感来日无多，想利用她躺在床上的时间，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留下来。她跟妈妈商量，让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她艰难地写下五篇，直到最后已不能进食还在写。1997年2月26日，杨先生在给女儿的字条中让她好好保养，勿劳神。而钱瑗却在6天后去世了。

　　1998年冬天，遭受失去爱女打击的杨先生又痛失丈夫。她毅然担当起为钱先生整理《钱钟书集》的出版和《宋诗选注》、《钱钟书笔记》的整理出版的繁重工作。时至2002年，杨先生才开始着手写作《我们仨》。漫长的63年的家庭历史，杨先生仅用三四个月时间，于2003年4月便完成了著作。

　　香港的陆智昌担任《我们仨》的装帧设计。他曾为《钱钟书集》、《陈寅恪集》做设计。记者请他谈谈他的设计理念。他说装帧这本书的时候，他眼前总是这样的一个情境：一个安详的老人，在三里河洒满了春日明媚阳光的窗边，徐徐写下一份至情的回忆……他生怕打扰这永恒静谧的一刻，于是所能做的是更“节制”。

　　杨绛如今还在只争朝夕地治学著书，当有人问她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她说，阿瑗是我平生杰作。（赵李红）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