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石根竭力为自己辩护。他使出了三招：一是矢口否认，二是装聋作哑，三是推卸责任。

松井石根先是百般美化他在中国的活动：“我任军职期间，在华北和华南呆了近１２年。在这个时期，为中日合作做了可能做的一切。……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所谓‘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以拯救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保护我们的权益。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回心转意。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不是仇恨而是爱怜。……所以我要求我的军官们要把这次派遣作战的意义向每个士兵讲清楚。我的守则可归结为：在上海地区的斗争目的仅仅是征服反对我们的中国军队，至于中国的官员和国民，根据可能则应得到安抚和保护。”然后，他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他说：“基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责亦全为谎言。”

法庭出示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基拍摄的影像资料。这段１０５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对影像内容，日本记者连用三个“惨”字形容。

日本盟国纳粹德国的一份文件，也进一步证实了日军的暴行。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情形，最终的结语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面对事实，松井石根使出了他的第二招——装聋作哑。他轻描淡写地承认存在一些屠杀事实，但却称他当时不知道：“虽然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在攻占南京时，在一片慌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激动起来的士兵和军官干出胡作非为的事情来的。十分遗憾，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

莫罗质问：“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

松井石根为自己辩解说：“攻打南京的当时，我正在距该城１４０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而且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般暴行来。１２月１７日我到达南京后，从宪兵司令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件并严惩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和士兵头上是不公正的。”

法庭以足够的证据驳斥了松井石根的谎言。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７日，日军举行了狂热的入城式和慰灵祭。松井石根乘车来到城东满目疮痍的中山门，换骑一匹栗色的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进了城。成千上万的日军官兵在街道两旁列队欢呼，他戴着白手套的手在空中得意地挥动。

松井石根在第二招失灵后，使出了第三招——推卸责任。他先是说南京大屠杀应该由日本皇室的朝香宫负责，接着，又说他采取了一些措施。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组建了国际安全区收容难民，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曾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当局就日军的暴行提出强烈抗议。

检察官诺兰讯问松井石根：“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备忘录，你看到过吗？”

松井石根回答：“见到过。”

“那么你采取的究竟是些什么措施呢？”

“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的门口。”

“你以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你的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石根语塞。他想了想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多少宪兵？”

“记不清了，大约有几十名。”

“你以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地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到制止的作用吗？”

松井又想了想，说：“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１７名宪兵，且这些宪兵本身也参加了暴行时，松井石根再也无法为自己开脱。后来，松井石根在巢鸭监狱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因南京大屠杀而作为甲级战犯同时受审的，还有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武藤章协助松井石根指挥日军攻陷南京后，命令城外的日军可随意在南京城内选择宿营地。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烧、杀、奸、掠，他置若罔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大量的人证、物证，确认南京大屠杀是现代战争史上破天荒之暴行。

审讯二战罪魁东条英机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６日，法庭开始审讯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在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兼警务部部长时，疯狂屠杀中国东北的和平居民和抗日志士，惨遭涂炭的无辜百姓不计其数。１９３７年近卫文麿组阁后，东条英机力倡尽早对华发动大规模进攻。卢沟桥事变后，他指挥关东军最精锐的“察哈尔兵团”，以闪电战术攻占了承德、张家口及大同等地。在进攻南口镇时，狂轰滥炸，使全镇百姓无一幸免。

东条英机踏着中国人的尸体不断擢升，也愈益疯狂。１９４０年他担任第二次近卫内阁陆相后，大力扩充日本的细菌部队，拟定并发布了法西斯军人精神教规《战阵训》。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他担任日本首相后，疯狂叫嚣要“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并最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