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错案是如何形成的 原审判长还原死刑改死缓经过【4】

　　【法院二审】 “疑罪从轻”改判死缓

　　一审宣判后，除了田孝平，陈建阳、田伟冬等4人均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

　　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辛本峰接受了田伟冬的委托，为其做无罪辩护。据辛本峰回忆，二审系书面审理，“没有开庭”。

　　1997年，二审审理前，浙江高院法官到萧山看守所提审了陈建阳等人。

　　据陈建阳回忆，提审仅5分钟，高院法官说，认罪的话还有保命的机会，“不承认可能年底就枪毙了”。朱又平在再审的现场也提到，当年提审时，遭遇法官“死亡威胁”。

　　辩护人方面，凌为健依旧为陈建阳辩护，辩护词写下14页；王建平的辩护人，许德法、仁德辉两位律师，则写下12页辩护词。

　　综合二审律师们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一致认为萧山案疑点重重、矛盾百出，缺乏定案的直接证据，再加之侦查机关“逼供信明显”，故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定案。

　　辛本峰回忆，浙江高院审理萧山案期间，内部引起不小争议，他曾将反映问题的材料递至高院一位副院长手上，材料批转给刑庭，要求慎重判决。

　　“证据确实存在诸多疑点，最主要的是移送过来的材料中没有指纹证据。”《法制日报》引述了一位法官的说法，如果当年证据确凿，高院一般不会改判。

　　按照上述浙江高院法官的解释，正是因为该案存在着诸多疑点，浙江高院遵循了“疑罪从轻”原则，改判死缓。

　　很多人质疑为何不坚持“疑罪从无”？浙江高院参与萧山案二审的审判长张德宝回忆，当年面对这样两起命案，涉及改判，下级法院又是杭州中院，难度和压力都非常大。

　　“承办法官、刑庭还有院里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最终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院长也只是一票。三名死刑犯都被改判为死缓，这个案子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只能在量刑上留有余地。这个案子稍微左一点，三个人肯定杀掉了。”张德宝说。

　　1997年，王建平的辩护人许德法律师，在辩护词末尾写道，“定案必须要有证据，没有证据任何时候都要翻案的，只有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不轻信逼供信搞出来的口供，才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徐彩华遇害17年后，通过当年未移送的现场指纹，杭州警方锁定并抓获真凶项生源。陈建阳等人沉冤得雪。

　　陈建阳说，改判前，他问过浙江高院的法官，如果项生源没有抓到，5人出狱后申诉，凭现有的证据能不能翻案，“法官的回答是，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