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红十字会风波警示:
急需优化我国慈善生态 培养枢纽型慈善组织建设
发生在湖北武汉、牵动全国的一场疫情,把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推到了风口浪尖。
2020年2月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失职失责问题,专职副会长张钦等三人被免职。
舆论质疑武汉红会能力脱离时代需求
疫情发生以来,不论是抗疫物资,还是捐赠款项的使用效率,湖北、武汉红十字会都引发公众质疑。
一是分配捐赠物资到底谁说了算?二是为什么医院口罩“紧平衡”,而大量物资堆放仓库?三是定向捐赠的物资不需要调配,为何也配送迟缓?四是捐赠因邮费未付而被拒,接受捐赠有无规范流程?五是如果红会力量不够,其他社会组织能否参与物资捐赠工作?
尤其引发网民不满的是,湖北省红十字会对接收捐赠的防疫口罩分配不合理问题,得到的回应是提供的信息因失误而不准确,更正时又出现低级的数字错误,更未交待清楚为什么处于防疫一线的协和医院得不到应有的配置,而尚未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仁爱医院却获得了大量的口罩。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郑功成认为:“这些质疑暴露了当前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公信力不足、信息披露不充分、运行机制不良、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欠缺等,这显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与公众的愿望。”
郑功成建议,政府主管部门不能将慈善资源充当政府公共资源,但可以提供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并推动慈善组织有机协同,以确保政府的公共资源与社会的慈善资源一起发挥出最大的综合效能。因此,加强慈善组织的协同性非常必要,这是在大灾难面前确保慈善事业充分发挥效能的保证。
“统一归口”难适用 暴露人力、调配窘境
1月26日,民政部发布公告: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在疫情应对响应终止之前,不派工作人员、不发动组织志愿者进入湖北省。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表示,所有捐赠的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捐赠者捐赠的东西能够及时准确登记在案,捐赠的物资、资金的使用能够登记在案。为了统一归口,避免在现在疫情防疫防治的过程中因为混乱,被一些人来钻空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说:“目前武汉运转接收款物量已经远远超过几家机构的运转能力。机构可能一年都调配不了这么多物资,几十万件物资,即便是饱和运转也难以实现。”
公益人士赵缶认为,拒绝社会参与,导致相当数量社会力量缺乏参与渠道而带来的混乱,也表明“统一归口”或许并非最优选项。“应对疫情,要更多地相信和依靠社会力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那样或许更高效更透明,也更契合‘共同抗疫’的应有之义。”
专业物流“接管”武汉红会引期待
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耘披露,武汉市红十字会只有十个人,湖北省红十字会有二十多个人,人手非常紧张。还有其他三家官办基金会的人力储备大同小异,这样有限的人手,应对当前的局面肯定力量不够,“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2月2日,澎湃新闻报道,九州通医药集团受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于2月1日起协助武汉红十字会进行仓储运营管理,负责对当天收发货完成的捐赠物资进行动态盘点,保证物资进出的准确性,协助红会提高物资分发效率。
在凤凰卫视报道中,九州通一位工作人员称,紧急的医疗物资在2小时内即能完成收货到分配的过程。2月2日下午,九州通董事与秘书处主任刘志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较快的定向捐赠已达到这个速度,“后面理顺了会更快”。
有网友评论说:“九州通的工作才刚开始,成效有待检验,但至少从方法上来看,比纸质介绍信提货、连物资放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混乱仓储管理要靠谱得多。”
建议培育民间慈善组织优化生态
郑功成认为,在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战役中,红十字会、慈善总会被指定为当地接收捐赠和分配慈善资源的专责机构,担当的即是枢纽型慈善组织之角色,但这些组织自身能力却是明显不足,也无法调动其他慈善组织一起承担责任。
因此,应当高度重视枢纽型慈善组织的建设,包括在各地建设慈善行业组织,督促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真正成为与枢纽型慈善组织地位相匹配并具有应对重大灾难事件的应变能力。
同时,相关机构也应清楚自己是否具备扮演枢纽型慈善组织的能力,平时不积能,用时显无能,既将自己摆到了尴尬的位置,更会耽误应急、损害公共利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类似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这样的民间组织。”
郑功成强调,政府不应当将公信力强的民间慈善组织排除在枢纽型慈善组织之外,而是有责任地培育这些民间慈善组织并使其中的先进组织成为可以与政府进行良好合作的枢纽型慈善组织,让在平时竞争性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枢纽型慈善组织来担当统一协调者的角色,较之政府在遭遇重大灾难时利用公权力指定临时性的枢纽慈善机构显然更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还能够避免慈善组织失误变成政府的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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