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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资源与重铸民族魂
———闻一多论端午的启示



    ■程蔷
    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尽管它的许多方法和观点,特别是考察问题的视角来自西方,但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中国民俗学者完全能够而且应该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用民俗文化学这门科学为现代中国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和民族魂的重铸服务。
    三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在一封书信中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致臧克家》, 1943)正因为有高远的理想、开阔的视野,又有优越的知识结构和常年刻苦的努力,闻一多先生在民俗文化学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闻先生对中国神话、传说故事、民俗节日、民间信仰等一系列问题作过精深独到、极富新意的研究。三四十年代,他站在学科的前沿;即使在今天,其相关著作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忽视。他的《伏羲考》,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利用国内最新的人类学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对伏羲女娲神话作出了精辟论析。《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履大人迹考》、《端午考》等文,也都在资料的开掘和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和蓬勃的学术锐气,新见迭出,发人深思,是现代民俗文化学中极有个性和典范意义的名著。
    端午节是中国人历时悠久的民俗节日,闻先生曾不止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它,其中有篇短文《端节的历史教育》,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与今日的时代课题颇有关系。本文即想把此文推荐给大家,并谈谈我读后所得的一点启示。
    关于端午节,闻先生在《端午考》文中曾用大量材料作过深入考辨。其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他举出了与端午节俗有关的民间传说,大体上牵涉到四位古人,一是春秋时代的晋人介子推,一是战国的越王勾践,一是战国楚人屈原,一是东汉上虞女子曹娥。这里除介子推外,都是南方吴越和楚地的人物,而愈到后来,屈原就愈超过其他人,成为端午节的纪念对象。他还具体地探讨了端午与五行的关系,端午节彩丝系臂、划龙舟、吃粽子乃至守宫点臂等民俗事象的由来。闻先生的考证,向揭开端午节俗之谜迈进了一大步。
    《端节的历史教育》一文可以看作《端午考》的姊妹篇,或者看作这篇科学论文的应用。文章从孩子们询问端午节的由来、闻先生向他们讲述纪念屈原的意义写起,明确地指出把端午与屈原之死相联系,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民俗的附会。闻先生通俗而亲切地介绍了自己的考证结论,而后说明了他对这种民俗附会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有所附会的民俗节日,在科学上是一个“谎”,这一点必须讲明,不能含糊。但在儿童青少年教育上、在民族精神的培养上,这个聪明睿智的“谎”却可发挥不小的积极作用。因此,从科学工作者一方来说,应当揭示事实真相,而从民众教育工作者一方来说,这种“谎”却是可资利用的材料。闻一多先生正是这样一身而二任,他既致力于科学地考证端午之起源,又向孩子们讲解端午节的人文含意,把这作为培养下一代高尚人格的手段之一。
    读了闻先生这篇文章,我非常感动。闻先生是自觉地把民俗学的科学研究同民族魂的缔造结合起来了,因此,他的研究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从学术上看,《端节的历史教育》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
    第一,为科学地探讨节俗和传说的关系开辟道路。
    闻先生指出,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是不可信的。他在引了《续齐谐记》、《风俗通》和《荆楚岁时记》等有关材料后,对该节起源提出了一个科学假设,那就是古吴越先民对龙图腾的崇拜和祭祀。闻先生的论证是精彩有力的。解答屈原传说附会到端午节俗上去的问题,首先就要回答:究竟是节俗在先,还是传说在先?也就是说,是先有了某种节俗,然后有民间传说附会上去呢,还是先有了某个传说,才形成某种民俗节日?从闻先生的文章,已可得出节俗先于传说的结论。他认为,节俗的产生是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只不过是姑妄言之的“谎”而已。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说道:“我们也不否认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人民的诗人———屈原》)
    事实正是如此。与一般人的想像相反,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闻先生认为端午节之成因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也有学者认为,此节是为了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等。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根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比如,人们原以为寒食禁火风俗起源于介子推的被焚。然而,明人周祈在《名义考》中指出,周初人就有此类习惯,介子推是春秋时人,在他未出生前这种风俗早已存在,他的死又怎么能成为寒食禁火的原因呢?钟敬文先生在《刘三姐传说试论》中也说过,是广西古老的歌圩习俗孕育了歌仙刘三姐的形象,而并非真是刘三姐其人开创了广西的歌圩风俗,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是民众将当地的歌圩风俗附会到刘三姐这个传奇式人物身上的,也可以说是当地的风俗凝聚、结晶出刘三姐这个典型人物。端午节的情况实际上也是这样。
    第二,对传说附会于节俗的“归一化趋势”的启发性提示。
    闻先生说:“如果我们还要让这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但为这意义着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合的象征?”这段话实际上触及了节日习俗与相关传说相结合的一个原则———我把它称为“归一化趋势”。
    原来,与端午习俗相附会的传说并不是只有屈原之死一个,闻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四人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也就是选择和淘汰),到今天,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这种解释性传说由众多到单一的演化过程,就是我说的“归一化趋势”。
    发生这一趋势的根本推动力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无论是介子推、曹娥,还是越王勾践,他们的传说与端午习俗发生联系都并非出自偶然,因为他们身上各有我们民族所看重和景仰的某种品质,比如曹娥之孝、介之推之义和越王勾践之为一个宏大目标而忍辱负重,等等。但屈原的品质,显然要比他们更高洁,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那就是忘我地献身爱国和闻一多先生所强调指出的“不能生得光荣,便毋宁死”!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既显示了我们民族的崇高,也显示了我们民族的睿智。难怪闻先生要衷心赞叹:“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闻先生已经悟出了当民间传说附会于节俗时,当这种附会在多个民间传说中有所选择有所淘汰而趋于归一时,民族和时代的需要,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个认识既有学理上的意义,又可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是科学的,又是有实用价值的。
    第三,做出了将科研所得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范例。
    端午节俗既有其遥远的真实来源,又有其为民族所选定的传说之附会,闻先生将这两者分清之后,便想到这一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他认为,这两点,即科学的真和传说的附会(“谎”)都应该给人们讲清楚。但当这个民俗节日来到时,则有必要利用这个契机,着重向孩子们(其实,需要对全民族)介绍、宣传屈原精神,使屈原精神在他们心中植根,化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力弘扬。闻一多先生特别强调了“不能生得光荣,便毋宁死”,“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样的生活道路和信念,是对屈原精神的深刻把握和阐扬。他在《屈原问题》一文中又指出:“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可以与此参照、对看。闻先生指出,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在他死后,中国人还要把他的名字嵌入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闻先生之所以这样赞美屈原、提倡屈原精神显然是有感而发,有他特殊的时代背景的。中国人近百年来积贫积弱,受够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闻先生正生在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伟大时代,但抗争是何等的不易,内外的矛盾是那样错综复杂,中华民族的前途,在闻先生那个时代,还并不那么清晰,这不能不他感到任重而道远,不能不使他寄希望于全民族素质的巨大提高。闻先生之所以主张把端午节俗、屈原传说变成弘扬“争取生得光荣,否则,毋宁去死”这种民族精神的有益活动,完全是从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今天,中华民族已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闻先生和所有革命先烈的宏远理想尚未最终实现,希望与危机共存。因此,全面提高全民素质,重铸中华民族之魂,依然是一个急迫而又长远的重大任务。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民俗文化学理论知识应用于我国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和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建,无疑将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而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已经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人民论坛》 (2000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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