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飽受爭議的“人肉搜索”，到近期針對新冠疫情的“言語風暴”，網絡暴力現象似乎從未中斷過。網絡暴力行為輕則損害個人的名譽權、隱私權、人格尊嚴權，甚者會使得被暴力的當事人遭受心理創傷，甚至導致其崩潰自殺。如何有效治理網絡暴力廣受關注。

人大代表建議針對網絡暴力實施專項立法

“互聯網非法外之地，不能讓網絡暴力放任自流。目前國家針對網絡暴力的規定散見於多部法律及相關規定中，應考慮對其進行歸納總結，出台專項立法，以減少網絡暴力所帶來的悲劇發生。”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李東生認為，當前在《民法典》《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法律法規中或多或少均有涉及治理網絡暴力的條款，但網絡暴力是相對新生的社會問題，現有規則不足以完成治理任務，需要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予以系統應對。

李東生分析認為，幾乎所有的網絡暴力背后既有錯綜復雜的利益鏈條，也有“唯流量”的網絡內容創作導向，更有畸形價值觀的傳播在作怪，這些均構成了網絡暴力滋生的土壤，也是“造就”這項世界級社會治理難題的根源。

因此，李東生建議要用專項立法的方式堵上制度疏漏，完善打擊網絡暴力行為的司法體系，降低公民維權成本，加大對網絡暴力責任主體的懲治力度。

各方針對網絡暴力正在形成治理合力

網絡暴力的危害有目共睹，有效制止制裁網絡暴力惡行，全面織牢織密法律保護網絡，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

2021年9月，中辦國辦印發的《關於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的意見》，圍繞“道德建設邁出新步伐，網民思想道德素質明顯提高，向上向善、誠信互助的網絡風尚更加濃厚” 等目標作出了重要部署，這為治理網絡暴力提供了方向。

2022年初，中央網信辦開展了為期1個月的“清朗·2022年春節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並將“網絡暴力、散播謠言等問題” 作為排在首位的重點整治任務。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強調，“對侵犯個人信息、煽動網絡暴力侮辱誹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強調，“從嚴追訴網絡誹謗、侮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侵犯公民權利犯罪。”“兩高”的報告均將依法治理網絡暴力、清朗網絡空間作為其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

此外，眾多網絡平台升級預防網絡暴力能力，新上線“風險提醒”“發文警示”等功能，整治不當私信和不當評論，以推動形成預防網絡暴力的合力。

中國互聯網協會法工委副秘書長、北京市潮陽律師事務所律師胡鋼表示，網絡暴力嚴重違背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違背了公序良俗，違背了正確政治方向，偏離了正確輿論導向，扭曲了正確價值取向，污染了社會良善風氣，擾亂了社會和諧秩序，使其遭受重拳打擊是法治社會的必然選擇。

網絡暴力應對未來需要有效提升處置效率

長期從事網絡生態治理研究的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沈括介紹，從歷年來網絡暴力的案件分析可以看出，這些案件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快”，案件發生快、網絡傳播快，不僅引發了不好的社會影響，甚至在國際上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吳沈括認為，各部門在制定相應法律和監管政策時，應明確各監管部門、網絡平台的職能和協同分工，完善社交媒體平台的法律責任，強化平台治理，包括設置具體要求以明晰平台反制網絡暴力的義務等。

為此，李東生建議規范網絡平台內容審查和惡意話題熔斷機制，杜絕網絡平台因管理不力或追求“流量”而放任、引導網絡暴力泛濫的行為，同時要強化監管部門與平台方的有效溝通渠道和懲戒措施，以有效提升網絡暴力應對處置效率。

“互聯網治理重心已從早期的域名、網站治理轉向數據治理，治理思路和模式需要與之匹配的技術支撐系統。”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理事長、清華大學互聯網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曉東認為，治理網絡暴力行為既需要從道德、法律、監管、技術等多個層面發力，也需要政府、行業組織、平台、企業以及個人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加強政府部門與平台企業之間的合作與協同，使監管部門與平台在治理網絡暴力的立場和行動上具有一致性，才是治理效率提升的內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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