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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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下文稱天人合一思想)發展由來已久,內涵十分豐富,對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不少學者認為天人合一思想仍然具有超越時空、超越國界的當代價值,能夠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精神指引。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歷史源流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古代思想家關於天人關系的思考,強調天人關系的統一性。其發展大致經歷先秦、西漢和宋明三個階段。
殷商時期天人關系是神人關系,人對神無所作為、盲目屈從。《禮記》所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表明殷人尊崇神靈而輕視禮儀,認為神主宰萬事萬物、具有至上權威。西周時期天人關系依然是神人關系,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具有“敬德保民”的道德屬性。東周時期天人關系表現為:儒家人與義理之天合一和道家人與自然之天合一。孔子認為天有意志,是道德權威性的根據。誠如孔子所言“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以仁為道德核心,並認為孝悌之類感情是“為仁之本”。孟子主張:“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人性本善,且人之善性乃“天之所與”,並為人所固有,因此天人合一﹔“惻隱之心”或“仁”的本體論根據在於“萬物皆備於我”“上下與天地同流”。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沒有人倫道德意蘊,因此貶抑人為,主張勿以人滅天。老子強調與“道”為一,以“無為”至“無不為”。庄子主張:人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天人合一本體根源是同質(氣),同源(道)﹔尊重天然,避免人為。
西漢時期董仲為強化中央皇權,結合陰陽五行學說,創制天人交相感應學說。董仲舒認為:天有意志、主宰人間吉凶賞罰,人應遵循“天”意﹔天的喜怒哀樂,能為人感應﹔天能決定人,人能影響天﹔天與人同類,所以天人合一。董仲舒性三品說認為中民之性可教化為善,且君主教化對人民為善起決定作用。三綱說主張三綱取諸陰陽之道,可求之於天。
宋明時期思想家們將孔孟“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皆備於我”的朴素論斷,發展為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將孔孟差等之愛思想,推至博愛思想,再到博愛與差等之愛的統一。張載提出:“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 基於天人合一思想,張載提出“民胞物與”思想,認為天地萬物一體,人民彼此是同胞兄弟。程顥、程頤以“理”或“天理”作為宇宙本體,認為天理、人性、心是同一的。程顥主張“萬物一體”說,是對孟子和張載思想更具體的發揮,足以代表宋明理學“仁”本體論。程頤認為萬物本根為事先之理,人稟受形而上之理並以之為性,所以理人相通,天人合一。陸王心學強調“心即是理”,王陽明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王陽明認為:人與宇宙是一個整體﹔人心與萬物一體相通,一氣流通,原是一體,所以天人合一﹔萬物一體靠“心之仁”才可能,此即“一體之仁”﹔“一體之仁”使“大人者”“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一體之仁”,使人皆有怵惕惻隱、憫恤顧惜之心﹔人皆有善良本心,皆有成聖潛質,“滿街都是聖人”。平等博愛的同時,王陽明還強調“差等之愛”,主張對人對物之愛、至親路人之愛要有厚薄之分。
明清之際,“天人合一”思想趨於式微,清代學朴學興起,重在考據。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論特征
結合天人合一思想歷史發展,我們可從道德意義和非道德意義理解天人合一思想。非道德意義看,天不具有道德屬性,如殷商及其之前神人關系,以及道家強調的人與自然之天合一。道德意義看,天有人倫道德,如天人相副和天人相通的思想。從歷史源流及其內涵看,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如下理論特征:
第一,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對主客體關系的思考,表達了對主客體統一性的追求。“究天人之際”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們對天人之間、主客之間關系的反思,天人合一比較強調天人、主客之間的統一性。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是生存秩序的和諧,要求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社會關系時能達到秩序和諧。
第二,天人合一思想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具有神學和形而上學屬性。發揮了形而上學和意識形態功能,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人的生活。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們順從天意、倡導德性。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哲學和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對社會生活中的人們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鮮明的民族性,彰顯了中國哲學思想的民族特色。天人合一思想關注的問題以及對問題的處理,反映了中華文化特征。比如,天人合一思想肯定人與自然統一,關注人與自然協調相處,這便與我國的歷史國情密切相關,中國農耕文明發達,人們對自然懷有敬畏。天人合一思想對天人關系的認識和實踐強調統一性,也具有中國傳統思維綜合性的特點。
第四,天人合一思想的長期發展,具有明顯的歷史性特征。綜觀天人合一思想自先秦以來萌發,至宋明時期臻於成熟,在其源遠流長的歷史變遷中,其思想橫向意義的時代問題指向和縱向意義思想觀點的揚棄,反映了天人合一思想鮮明的歷史性特點,針對歷史性問題,沿著思想史邏輯在時空維度上嬗變。
三、天人合一思想的當代意義
天人合一思想認為世界是一個有機整體,這一世界觀強調萬物系統性,對中華民族社會生活發生過深遠影響。天人合一思想關於天人關系統一性的探索和實踐,對當代社會文明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天人合一思想能夠給當代社會建設帶來積極啟示。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界、與社會相協調的當代價值。比如,“民胞物與”“萬物一體”觀念,能增進我們體認社會和諧﹔博愛萬物與差等之愛,對我們靈活和諧地處理不同群體和民族國家關系﹔尊天帝、順天道、重天理等觀念,提醒我們探索和尊重社會客觀規律﹔天人合一思想“以天合人”特點,促使“順天”和“修身”,能強化人們主體性,敦促人們做好自己事情。
第二,天人合一思想民族性對於我們增強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天人合一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之精髓,其豐富的民族特色思想及其實踐活動,蘊含著中國智慧,讓我們深切體會中華文化優秀本質、歷史價值及其穿越時空的當代意義。誠如李約瑟說過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國人在整個自然界尋求秩序,並將之視為一切人類關系的理想”﹔就思維方式而言,季羨林先生指出“天人合一命題正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表現……挽救西方文化衰落的方法就是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的局限性對當代社會建設具有鏡鑒意義。在全球化背景下發揮天人合一思想當代意義,我們要充分借鑒中國傳統思想的“天人相分”和西方“主客二分”思想的積極價值。天人合一思想中對“人”的限制,弱化人的價值和能動性,存在“不明天人之分,難以制天命而用”局限性。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主張應“明於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強調在認識和尊重規律前提下發揮主體能動性。西方主客二分思想認為世界萬物與人彼此外在,並以我為主體,以他人他物為客體,主體通過對客體本質的認識和實踐實現主、客體統一。馮友蘭先生曾說到:“認識論問題在中國哲學裡從未得到發展……認識論的問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主觀和客觀已經有了明確的界限。”從一定意義看,主客二分思想是西方近現代哲學認識論和科學技術形成與發展的邏輯前提,當代社會建設應重視科學思維和科學技術。(作者:張偉 首都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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