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創“封城”第一人，北宋吳越大飢疫中的能官趙汴，比包拯還硬核
眼下已經快到三月，但街頭還是行人寥寥。畢竟在傳染病面前，首先要做好的就是隔離工作，大多地區的人們都普遍選擇在家待著，更不用說情況嚴峻的地方還在執行封城。事實上，當下處於封城狀況的武漢依然是防疫的焦點。
而當前其他國家在疫情前面臨挑戰的情況也漸漸顯現，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形勢都開始變得嚴峻，我們看到了別人應對這樣的突發情況的“他山之石”，其實對我們也有著種種值得思考之處。
不僅是這樣橫向的比較，從歷史上來看，我們依然可以在古代發生過的"戰疫"事件裡，找到值得借鑒的例子。
正如在北宋時期的一場“吳越大飢疫”裡，我國首創了"封城"的抗疫手段。“封城之舉”究竟最開始是誰做出來的呢？這要歸功於一千年前北宋的一位名臣，趙汴。
先說說趙汴其人。
在《宋史·列傳第七十五》中，三位名臣裡包拯居首，吳奎次之，趙汴第三﹔包拯被稱為包龍圖，其最高官職為樞密副使，趙忭則可以被稱為趙龍圖，最高官職為參知政事，相當於歷代的丞相。《宋史》記載，趙忭的外貌看起來忠厚清瘦，為人喜怒不形於色，家裡不置產業也不買奴婢，還幫兄弟的女兒乃至孤女們置辦嫁妝，又施舍窮人，行善事不可勝數。
但趙汴不僅是個善人，而且做事頗有手段。他仕途后期時，最后一任官是越州知州，上任時就正值吳越爆發大飢疫。飢荒和疫情在古代往往相連帶，荒年缺少糧食，人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交不起地租的農民流離失所，衛生狀況和人口流動度都增大，再逢上容易爆發疫情的時節，就很容易屋漏偏逢連夜雨，飢荒之中疾病傳播，飢荒過去疾病爆發。
趙汴治理吳越大飢疫的事情在曾鞏的《越州趙公救災記》有記載。他剛上任時碰上的是飢疫的第一階段，飢荒。宋神宗熙寧八年夏天，吳越之地發生了大旱災，趙汴九月上任，一到就先展開全面調研：
"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
首先弄清楚哪些地方受災了，多少人還能夠自理，而官員情況如何，官府糧食庫存有多少，能夠從富裕人家募捐到多少糧食，不納稅的人食用所剩余的糧食，登記在案的還有多少實存。
除此以外，趙汴還要清理不能准確回報屬地情況的官員，這些人輕則免職，重則回報朝廷聽候發落。把情況都摸清楚以后，趙汴把能夠搜集起來的資源匯集到一起，派發定額救濟糧，兒童發成人的一半﹔而且為了聚眾防止踩踏哄搶，趙汴安排男女在不同日領救濟，每人一次領兩天的份。
又為了減少人員流動，趙汴從城裡到郊野一共設了五十七個點來方便分配，而且告訴災民如果誰亂跑離家了，那就什麼都領不到，有意識地抑制城內外人口流通，以免引起人員接觸混亂和加強疾病傳播。這些事做起來還是比較麻煩，需要人手，當地的官員不夠用了，就把編制外的當地小吏也調來做事，完善官府辦事效率，所以基本解決了飢荒中不能自理的災民的問題。針對還能自理自食的人，趙汴告訴富人不得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而且又從官糧中調糧食來平衡糧價供應百姓。他也給買賣糧食設了點，保証市場穩定。
趙汴的經濟智慧不止於此，在農業蕭條的時候，他讓因旱災無法種地的人們去建城牆，也就是安排閑置勞動力建設公共基礎設施解決無業流民問題，給他們發工錢和糧食﹔並安排收養棄嬰。這些政策可見於著名的近代羅斯福改革當中，在賑災中十分經典而且成效顯著。
飢荒造成的糧食問題還沒等結束，第二階段的災禍變本加厲，春天來時，疫情迎來大爆發。
趙汴延續和鞏固了第一階段抑制人員流動的封城措施，然后先建收容病人專用的病坊進行隔離，又招募懂醫術的僧人去照料病人的醫藥飲食，還給他們提供精神照料。如果有死者，就在原地埋葬收殮。
同時，趙汴身為官員，對自己的上下職權也物盡其用。他首先對法律規章進行了靈活處理。按宋朝法律，賑濟窮人三月就要停止了，而當年一直持續到五月份。而遇到麻煩的事，趙汴都不辭辛苦親自上陣，事無巨細樣樣躬親，並且在給病者置辦藥食時不少自掏腰包。
在當時整個吳越地區遭受飢疫，百姓因為飢饉疫情死去一半人的整體情況下，趙汴治下的越州人民："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趙汴）力也。"越州的損失減小到了最少，人民得以保全，后來當地為趙汴甚至建了生祠，歷代供奉。
總結起來，趙汴的重點一是在政治上清理人事，提高政府效率。他充分地調動了人力資源，而且利用好了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來有效調配資源﹔二是在經濟上對資源充分調集和正確利用，確保用來穩定市場和賑濟災民的"粟"也就是糧食充足，隻有並且對哄抬物價或者趁火打劫行為做了預防﹔三是注重減少人員流動，其措施包括修建設施、定點供給和設置隔離，而且不是疫情發生后才亡羊補牢，而是在第一階段就開始實行。所有措施又在客觀上真正維護了社會穩定，減少了各種人禍，控制了災難演變。
這些現在我們已經十分熟悉的措施，在當時卻是開創性的，而且是成功的實踐。所以曾鞏贊譽趙汴的治理可以作為典范示天下、傳后代，並特地為此撰文記錄不是沒有道理的，有些政策不僅沿用到清代，而且直到現在，也在借鑒。
但種種措施都不離其宗——災難之下，事在人為。在已經對傳染病相對充分了解的現代，民眾對於疫情不再是毫無抵抗力的，齊心協力之下，沒有無法戰勝的天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