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说理的时代

　　沈敏特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需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时代。在今天，任何重大举措，没有共识，寸步难行。于是，讲道理、讲清道理，无比重要。“改文风”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讲道理、讲清道理的自觉。此时此刻，重温马克思关于“批判的武器”的论述，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意义重大是无疑的。

　　当今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而我最关注的是社科论文的“改文风”。文如其人，每一篇论文都是此时此刻一个人（作者）的生命状态的展示，人的观念改变了，文风就能够改变；而人不真变，文风也是改不了的。

　　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种霸气十足的文风。那么，这种文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它们的一些惯常用语和句式当中。比如“必须……”，必须怎样怎样。我并不反对这些“必须”的原则和结论，但是如果它们不是文件指令，不是社论宣示，而是欲以理论探讨的方式，向读者说明道理、意在令读者信服的文章，那么在这些“必须”前面，就必须多予事实，多予阐释，说清一个“为什么”的道理，然后才能令读者心悦诚服。就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等，这当然都是正确的甚至是“刚性”的；但是当我们现在仍然需要以论证阐释的方式，来对此进行论述，那么就说明一些人对此还有疑惑和不解；而恰恰是在这种“理论是必须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来解疑释惑，以理服人——如果我们坚持了这样的原则，我们就会取得怎样的成果，而我们不能坚持或如“文革”时期未曾坚持，我们就会遭遇怎样的损失和挫折，如此等等，说理充分了，才能让读者心悦诚服；而如果仅仅只是靠口号宣示，一派以势压人的训令，其效果怕是会适得其反。

　　又比如某些文章的一种论述方式，即以“惟有……才能……”的句式来肯定自己的论点。然而，“惟有……才能……”的逻辑关系中，往往缺少不了一个中介，那还是一个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的充分论据和论述，就显得像是霸气十足的宣判，而不是平等探讨、说清道理的现代论述方式。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论说文有四个要素：论题、论点、论述、论据。实际上，这也是文章的天下通理。一些霸气文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论题宏大，涉及不容忽视的问题；论点绝决，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威慑；可惜疏于论述，缺乏细致的分析，更无令人信服的论据，不提供甚至是有意掩盖与论题相关的事实与真相。其风格类似于天条法令，自己无须存在、也不容别人存有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摆出的是一副虚张和骄矜的架势。可是即如法院的判词也还有附件，提供充足的证据和法律条款，以支撑判词。

　　一篇社会科学的论文，不仅要让读者“知其然”，更要让读者获得“所以然”的论述与论证。即如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特别需要从理论到实践，弄清道理，说清道理，从而形成全民的共识。我们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就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引出经验教训，进行有理有据的比较分析，譬如在性质和程度上，我们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产生的根源上有什么根本区别，与制度的联系上有什么根本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如何能够发挥制度优越性有效地遏制和杜绝权钱交易、权钱合流的产生与泛滥；而资本主义恰恰无法予以遏制和杜绝。如果类似的文章失去论据，也无从论述，论点尽管口气坚决，也只能是无根无绊、失去效用的空头讲章。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需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时代。没有以理服人的态度和论述，人们凭什么来接受你的结论；甚至我不反对你的结论，但是我要求、迫切地要求，请说清这些结论的来龙去脉。其实哪怕论点相左，只要你的论题重要，论据扎实，论述充分，我们都会认真阅读，以至心悦诚服地接受，并用来修改自己既定的想法。

　　改革开放是我们社会的主潮；改革开放获得了初步的成就，进入了一个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深水区”。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什么？有人说，需要加强领导。这没错！但加强领导的关键目标是什么？是创造一个大多数人的共识——为什么必须深化改革？深化改革要改什么？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是什么？深化改革的愿景是什么？与此相关有多少问题需要取得共识，可以说，在今天，任何重大举措，没有共识，寸步难行。于是，讲道理、讲清道理，无比重要。于是，为什么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道理，也必须讲清。千万不能迷信于自己身居显要，就口气威慑。 21世纪要靠威慑的方式来让人诚服，我不敢说没有效果，但难乎其难了。

　　其实，马克思首先讲清了这个关于讲道理的道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推出了两个相对的手段：“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前者是指物质化的对立面，只能用物质化的手段来予以解决，如用战争、暴力、枪炮和相关的强制，对付战争、暴力、枪炮以及各种强制。后者是指精神化的对立面，只能用精神化的手段来予以解决，即用说理去对付错误的言论、观念、思想。围绕这两种手段，马克思说清了几个道理：

　　一是物质与精神这两种手段不能互相替代。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当然不能替代”。

　　二是物质与精神这两种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三是转化的条件是发挥理论的“说服”功能；即“理论只要说服人，也能掌握群众”。

　　四是理论的“说服”功能依赖于理论的“彻底性”，即“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五是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通俗的解读：摆事实讲道理，抵达事物的本质。

　　关于讲道理的道理，即讲道理的重要和必要，马克思说得非常透彻。可惜的是，很多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对马克思采取了“各取所需”的态度；在行动中，实践中， “武器的批判”经常替代了“批判的武器”。譬如，用强制以至于暴力的手段应对异己的观念、理论、言说；表现在文风中就是霸气十足，蛮不讲理；不论述，无论据，依靠声高嗓门大，营造威慑，恰如民间说法：嘴大就是理大。

　　仔细想想，六十年来，我们有过的挫折和不幸都曾在相应的文风中体现出来。在这最需要讲道理的时代，“改文风”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讲道理、讲清道理的自觉。此时此刻，重温马克思关于“批判的武器”的论述，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意义重大是无疑的。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