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从2013年5月份我们就开始叫停过剩产能，这两年化解工作在持续推进，各地政府想了很多办法，能够妥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有中央政府的指导，有各地政府的精心安排，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下岗潮”。

尤权（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委书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发动机”，无论是制度变革，还是结构优化，抑或是要素升级，其核心都是创新。创新解决的是经济发展动力问题，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魂所在。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实践。

韩长斌（农业部部长）
实际上农业的供给侧也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现在农业连年丰收，库存充裕，当前的突出问题也是在结构方面，比如说我们有的农产品品种多，有的品种缺，还有农产品的质量，还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农业也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调整结构，要关停一些企业。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职工下岗怎么办？所以中央现在的政策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因为职工生活有着落，经过培训可以重新到工作岗位。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经济步入新常态后，这个问题越发成为转型升级的羁绊。去产能是五大任务之首。这个问题不解决，去杠杆、去库存等其他问题也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宋志平（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全世界的建材行业都是看大企业的，所以一个行业里有没有领袖企业把这个事儿想清楚，带着大家进行供给侧改革、结构性调整，进行大规模转型，至关重要。

杨伟民（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供给侧改革中，中央与地方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法律、经济、行政这三个手段使用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处置僵尸企业，中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给予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但要负责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央企要辅以行政措施。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总需求的管理处于辅助的地位，是一个配合政策。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总量的政策，但应当强调有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刘世锦（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以前，放宽准入主要针对小微企业，从稳增长、提效率来讲，可能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放大”，也就是在行政性垄断问题比较突出的基础行业中，放宽准入，引入竞争。这样能够切实改善供给、降低成本，同时能够通过竞争全面提升效率。

李毅中（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工业、制造业当前突出的矛盾就在于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一方面低端的产品过剩供大于求；另一方面高端的产品又短缺供不应求。解决办法就是坚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优化升级，积极培育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这二者要同时发力，紧密融合。

高尚全（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我国经济转型必须克服的困难与闯过的关口都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如何“闯关”，关键在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的增长点，着力解决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僵尸企业较多、金融风险累积等紧迫问题。

蒋和平（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主任）
随着中国农业多年丰收，农产品总量充足，但是农产品数量与质量存在结构性矛盾，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产品供需平衡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跃升，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汤维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互联网+经济，也就是共享经济，改变了人们以前的消费模式，也改变了原来的一些生产方式，有很多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共享一些资源。但是这个里面的问题很多，包括三轮车的通行问题、路权的问题、信息安全的问题、保证的问题，也包括对它进行监管的问题。

廖仁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理）
目前从整体上来看，推动“互联网+农业”还存在服务三农的信息网络与内容应用落后；政府部门在农村区域的信息化建设与投入不够系统，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待加强；已开展的信息化项目商业氛围过于浓厚等问题。奖项。

徐晓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扶贫中存在着数据获取难、分析难和管理难。我国贫困人口的识别大都使用人工方式确认，部分被认证的贫困人口未必真正贫困，而真正贫困的人口可能未被认证，贫困人口识别较为主观和不科学。不过随着科学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将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主要创始人）
大家现在都在讲的“互联网+”，但是更多的应该思考“传统经济+”。互联网加上传统经济，才是我们未来巨大的机会所在。但这种合作并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一种深度融合。未来的互联网经济应该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共赢。

周鸿祎（360公司董事长）
“互联网+”就是各行各业和互联网一起发生的一场化学反应。“互联网+”不是传统行业和互联网的简单结合，而是利用互联网对所有行业的再造，产生新的商业模式。比如互联网+零售=电子商务;互联网+制造业=工业4.0。

马化腾（腾讯公司首席执行官）
“互联网+”，“+”代表一种突破自我的附加值。过去几年中，互联网产业给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不少崭新的产品和服务横空出世，在广获成功的同时，也给传统行业反向输送了不少启迪和思考，促使其在竞争和融合中实现突破蜕变。

黄树贤（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
在进行初次巡视的同时，对已经巡视过的单位要回头看，也就是杀“回马枪”。加强监督，一方面要看巡视出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另一方面是发现还有什么新问题，以加强监督，保证权力健康运行。”

王济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
做生意不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文化行为。反腐新形势下，我们要探索更为有效的交际手段，并努力与国际上成熟的商业谈判技巧接轨。尽管这种交际模式的转换需要一段探索和适应的时间，但是将会使得中国的商业生态日趋完善。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有些人认为反腐导致市场萧条，还有人质疑一些干部不敢受贿但也不办事，造成怠政懒政。但反腐最终会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如果大家都按照制度办事，效率也会上升。

王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反腐要抓早抓小，触犯了纪律就要及时处理，绝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人力、土地、环保等成本的上升是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的，而“腐败成本”却是市场没法解决的，只有交给反腐。经济学家指出，由于腐败因素的存在，在项目审批、土地交易、招投标等领域竞争中胜出的并不一定是优秀企业，不少是存在利益输送的企业。

曹林（中国青年报社评部主任、首席评论员）
如果说反腐败影响到某种经济，这就应该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这种虚假的繁荣是带毒的经济，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花的是公款，背后就是权钱交易。这种腐败的经济增长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背后就是10倍甚至百倍的公共利益的损害。

高吉喜（全国政协委员、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的环境保护正在曲折中升华，从过去的“吃药”走向“保健”。 过去中国的环保工作一直处于被动和应急状态，导致总体应接不暇。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进行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着眼长远，使环保工作步入常态化。

吕忠梅（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环境司法在去年已经有很好的推进，但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还存在一些新问题。比如全国环保法庭的运行，呈现出“一少四难”的状况。一少指的就是案源少，四难是审理比较难、取证比较难、判决比较难、执行也比较难。

李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建议总结贵州等地的生态扶贫经验，将其提炼成国家政策，正式向全国推广；以精准扶贫思路为指导，在全国精心布点选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干旱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和示范区，取得经验，向全社会推广。

毕军（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环保成了经济下行的拖累”的论调，说明社会认知层面还存在问题，也反映了当前环保理念在一些政府官员心目中的地位，资源有限，环境压力增大，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优先序的问题，发展和保护谁在前面。

张波（山东环保厅厅长）
长期来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农业面源的污染将成为最大的困难。你必须确保农民增收的情况下，才能确保他会有环保的合作。不保障农民的生活，考虑环保不现实。而改变中国农村的现状，建立长效机制比较困难，这对于我们是一个考验。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人们的健康。作为人口大国，我国最稀缺的是生态资本、生态财富。我国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就要学习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即不仅要创造物质财富，也要生态财富；不仅要物质投资，也要生态投资，包括环境保护的投资。

韩德云（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
最重要的是实现城乡统筹中城市和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权益一体化。想享受基本待遇保障就必须回到户籍地，这带来严重的居民待遇不均衡，讲严重些就是居民待遇歧视问题。

张仙蕊（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石嘴山市公安局惠农分局副局长）
实行居住证制度是好的，人在哪儿就由哪儿管，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但是取消户口性质差别只是捅破了表面上的窗户纸，还需推倒后面厚厚的壁垒，最核心的是建立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周俊军（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瑞昌市公安局肇陈派出所教导员）
改革不仅仅是个户口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城乡户籍背后的巨大福利差距，是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不平等的公共服务。

徐绍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户籍人口城镇化需加快“三挂钩”机制，即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挂钩、中央基建投资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
取消户口城乡分割，实行统一的户口登记，这对于消除城乡歧视、城乡二元分割起到一个制度上的釜底抽薪的奠定性作用。它从根上会影响人们对生活的长远安排和预期，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行为。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好处是劳动力可以较少受户籍限制，更加自由流动。如流动人口可以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其结果将是推动他们更加大量地创造社会财富。预计新政落实后，对经济平稳增长极为有利，至少能再帮助我国经济的增长延续20年以上。

袁贵仁（教育部部长）
二孩全面放开后，教育部将从四个方面着手应对。首先要做好学前教育规划；其次，要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第三，要加强学前教育人员的培训和培养力度；第四要加强幼儿园规范管理。

谢红（山西省卫计委副主任）
应对集中释放的生育需求，亟需加强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设。在生育两孩的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大力引入社会力量，着力加强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儿托管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让符合条件的家庭生得下、生得好、养得起。

廖新波（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
如果儿科专业或其它如麻醉专业等培养出来的医生那样“销”得好，则相安无事；如果“销”不好，那么由于知识面窄，儿科医生很难“转型”。不仅如此，当今的“市场准入”和执业环境下，还会迫使这些专业的医生转行。

张车伟（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除了调整计划生育等政策，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更为关键，中国未来发展应更多依靠人才红利。总体上看，政府支出应该更多向‘人'倾斜，真正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发展，才能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中国人口问题大于生育问题，生育问题则大于生育率问题。人口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生态系统，不能只看五年，要看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确立与时俱进的新的“人口平衡发展观”和“人口系统治理观”，或许才是人口国策所要触及的深层议题。

刘爽（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全面二孩的政策出台以后，人们生的孩子多了，对医疗比如妇幼保健就有更多的需求。这个对国家对政府来讲，有了更大的责任。孩子出生以后，他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社会发展有贡献，同时也对社会发展有要求的，包括后面的教育、就业等等。

陈政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稳定一线城市的住房市场要第一，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实行差别化税收和信贷政策；第二，增加土地供应面积；第三，增加中小户型供应数量，确保保障性房屋供应；第四，打击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第五，正确引导舆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房地产去库存要分区域区别对待，并且要特别注意政策的长期性，我特别反对仅仅是为了短期去库存而采取一些饮鸩止渴的办法，比如说零首付，场外配资，鼓励人买房子等等，这就是又埋下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种子了。

张晓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居者有其屋”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可能客观讲不能都实现产权屋，可以是售租并举，可能有些银行或者有条件的企业，买一部分房，有专业化的运营公司来做租赁业务，这样我想也能对缓解住房压力，去库存发挥作用。

刘洪玉（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解决房地产去库存问题，一是要尽快把过去房地产市场调控过程中逐渐加码的税收、金融、市场规制等过时的限制性措施取消，比如消除“高档住宅”和普通住宅的税负差异等，降低交易成本、降低商品房综合成本、提高供给效率。

朱中一（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原副会长）
土地政策应该不同城市分别对待，对于库存高的城市应该以消化存量为主要方向，减少土地供应；对于一线城市等热点城市，应该适当增加土地有效供给，促进供需平衡。同时，促进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

柴强（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
加大力度鼓励改善性购房需求，如针对改善性需求人群，卖后又买的，应该按房价差额征收营业税、契税。要倡导买后用于出租的投资性购房需求，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扶持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住房租赁税收政策，使住房投资有合理的收益率。

侯艳宁（全国政协委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院长）
养老院这种集中养老的模式，自然有它的优势，但存在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床位容不容得下，二是老人得有亲情的陪伴，这在养老院是解决不了的。中国人讲儿孙满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如果家庭能解决的，那集中养老就不是仅有的选择。

司艳华（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兴安盟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
基础设施不健全、服务管理体系不健全，基层医疗保障体系不成熟，是社区养老的“心患”。社区人员上门、照料、进行健康指导，才能让老年人过得健康、幸福。但上门护理根本不能报销。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还是不够，基层社区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

袁直（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从专业目录设置、招生培养，加大投入等多方面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加大政府投入，提高报酬，建立护理基金，这些在国外是有，。设立合理的晋升渠道，后期考核评估，将一系列标准建立起来。

李红兵（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
过去五年，对于北京养老产业来说是从无到有的五年，人们经历了养老从一种事业到‘事业+产业’结合产业的转变，近两年，北京提出养老服务产业化的基本方向后，政府开始努力划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边界，资本也找到了参与投资、进入市场的方向。

林义（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
建议尽快实施基础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解决部分地区收支缺口问题。优化社会保险费由多部门征收的格局，提高筹资管理效率。其次，尽快实施全国统筹，统筹解决部分地区收支缺口问题。最后，明晰各级政府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责任分担

郑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从长期来看，如果不完善现有养老保障体系，未来几十年社保基金将快速消耗。必须尽快建立政府、社会、个人分担合理的、可持续的、长期精算平衡的市场化养老保障体系。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非常必要，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现在的很多供给是“无效”的，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中国需要既具有中国心，又具有国际适应力和竞争力的优质教育。

巩汉林（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
校园暴力是个顽疾，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将其根除，不然这种暴力会将被打的孩子毁其一生，同时，施暴者有可能将来变成社会的人渣，继续殃及社会，因此我呼吁：对校园暴力零容忍！

冯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我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整体素质逐步提高，但也暴露出一些弊端，比如各类“人才计划”政出多门，注重短期效应，使人才政策碎片化。现有人才计划重复、重叠，导致了许多学者“人才叠冠”，学术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
财富资源向哪里倾斜，哪里就会有人才，这是必然规律。不能用道德层面的“奉献精神”去要求乡村教师一辈子留在乡村。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以应用到乡村教育中去，让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移动互联网流向乡村，这样乡村的教育资源会尽快丰富起来。

蒋昌建（著名主持人，复旦大学副教授）
不分文理科，学生能够接收到的知识机构会更全面，但另一方面，如果依照这样的教育来设计高考，那么来应对全科考试相应的教育投入就会增加。而这个相对来讲也会增加农村家庭在这方面教育投入的压力。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大学完全不排不比有问题，但比也会产生标准的问题，排名仅仅是一种参照，但说中国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也不合理。虽然通过各种方式都可以成才，但学校的平台还是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看专业，专业在学校里比较好，就业的前景也会比较好。

陈锡文（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农民的生产规模增加，他们的收入就有了基本保证，甚至可以不低于城镇居民。再加上农民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工作强度随着机械化普及而下降、天天和大自然接触，务农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

王菲（四川广元市市委书记）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有不少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形成了一股推动农村发展的新兴力量。能否用好这股“返乡力量”，对于能否顺利推进城乡统筹具有重大意义。更要发挥返乡农民工对城乡统筹的推进作用，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回乡。

于勇（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
就地就业需要优化产业布局，制定分类促进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办法，引导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优先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地转化方面，应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功能规划和政策引导，形成一批优势产业集群。

陈亚军（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
各地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中还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今年将突出抓好四个方面重点工作。第一，要突出抓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二，要突出抓好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和特色镇发展；第三，要突出抓好提升城市功能；第四，突出抓好体制机制创新保障。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在农民进城以后，那个地怎么处置？在很多地方，现在处于土地流转的状态，土地流转一点都不奇怪，本地人不种田，进城了，这是正常的。土地总有人种，不会荒废在那里。但是，人得找到更好的工作去做。这种情况应该认为是正常的。

皮萨里德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不应该为房地产行业提供太多优惠政策，此举并不稳妥。随着中国推进城镇化，势必会继续推升地价。政府应该减轻对房地产经济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