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翼：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竞争中有先有后，凸显出很多制度还不完善。社会环境中的戾气是哪来的？就是公平正义坚持得还不够好，而老百姓心中郁结的气必须得发出来。社会改革的成果要共享，坚持公平正义是根本。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研究员王君琦：最关键的是要用制度体系消解导致社会不公的力量，比如金钱、权力、人情等等。其次，消除社会不公，不光是政府的责任，每一个社会公众也应当参与其中，我们每个人既是公平正义的受惠者，更是公平正义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访谈全文]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伟同：有句古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就是说老百姓对于自己真正的收入多少，并不一定非常在意，在意的是不公平，这里的不公是指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公平。一定要规范完善收入分配体制，让合理的要素去参与分配，剔除掉不合理的要素，也就是我们现在收入分配改革文件里所提的，要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如果是往大城市激化，可能会加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如果主要是发展中小城市，重心在中下端，会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城镇化后，农民在城市能不能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这是关键。如果他们的境遇到城市里面来仍然是农民式的，甚至受到固化了身份，因为城市里面的劳动力也是多层分割的。那么即使到了城市，仍然是农民。[访谈全文]
环境保护部宣教司调研员桑明：在公众对环境的维权意识、诉求意识不断增强的条件下，政府上马大型工业项目前需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承载着的资源条件，做好布局，透明决策，疏通政府与群众的沟通渠道。比如受到关注的血铅事件、镉大米事件，严重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另外，所有的大型工业项目要进工业园区。要严格按照环评的规划、环评的要求，明确防护距离，当地政府要组织防护距离内的居民搬迁，并且要合理的规划。 让公众广泛参与，让公众了解到工业项目的范围、进展、措施，相关的内容，与公众进行互动，减缓林地现象，促进社会和谐。[访谈全文]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交流部主任郭丽霞：每个国家的标准有差异，并不是谁的技术高与低，是由每个国家膳食结构不同导致的。我国食品安全的标准是综合参考了国际组织的指导标准和我国居民的膳食摄入情况而制定的。 比如对镉的限定，我们国家是0.2毫克/公斤，国际标准是0.4毫克/公斤，在这块显得我们国家的标准是不是比国外严呢？因为在我们国家的膳食结构中，大米是主食，而在其他国家大米的摄入量没有那么高。 另外国际标准是推荐性的，并不是一个强制标准，更多是用于贸易之争的时候仲裁所用。每个国家的食品进入到哪个国家，就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比如我们国家的食品出口到日本或美国，要符合日本或美国的标准。同样，别的国家的食品进入到我们国家来，也要符合我们国家的标准。[访谈全文]
天津师范大学老年心理研究所教授张晓华：当一些低龄老年人还能为社会做更多贡献、身体条件还允许时，为他们提供再就业的舞台，就是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果把这样一个消费群体，变成价值创造的群体，社会抚养比系数位置就会变化，而且可以感染其他老年人，说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之间又形成了互动。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所长姜向群：是否要延迟退休现在还在探讨阶段。我们可以在特殊职业中试行，但是对企业来讲，现在不易实行推迟退休，可以对一些有专业技术的人员实行试点性的探索。特殊岗位特殊对待，比如飞行员工作到65岁不太现实，你可以转岗。不要搞一刀切全国统一。[访谈全文]
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副司长王洪元：第一，教师的数量要保证足够，特别是农村学校的教师，教学点上学校的教师。结构还得是优化的，现在有些学校外语老师没有、音乐老师没有、体育老师没有，这个不行。 第二，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教师队伍的质量。严把入口关，使教师资格制度考试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持续不断的提高教师的素质，采取五年一个周期定期注册的制度。 第三还得严格管理。对素质差，特别是对道德失范的教师，要守住道德的底线，发现一个清理出去一个。[访谈全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伦理学基地主任葛晨虹：目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社会的人际、伦理、组织关系被打破，一些人会出现无归属感、无意义感，身份焦虑的心理，这会让人冷漠、敌意、不信任，甚至出现社会戾气。
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权力部门的诚信如何，关系到我们道德治理的成败。手中掌握权力的公务员、可以通过金钱和财富来操纵权力有钱人，如果这两种人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做一些无限制的肆意行为，这就是人们最痛恨的一种特权行为。必须打破特权，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 [访谈全文]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不管是哪个领域的铺张浪费都与“面子消费”有关。比如，名牌鞋和普遍鞋，没有实用功能上的差别，但是有社会功能上的差别，背后是社会风气潜规则。如果社会风气和运行方式能改变，那么个体的可怜可悲好面子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凤：对待公共领域的“面子消费”，特别是因公共决策失误策失误造成重复建设，豆腐渣工程等，就该纳入《刑法》处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希望“面子消费”能变成一个褒义词，发挥正面的作用。个人把勤俭节约、理性消费当做有面儿。党员干部谨记忧患意识、节俭意识、公仆意识。有了公仆意识就能够避免政府党政机关的负面“面子消费”，就能够把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作为真正的评价标准。[访谈全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这些官员雷语频出，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严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这些雷语的出现，反映了某些官员自我意识膨胀，官员意识膨胀，对上不对下。根源就在于一些官员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是谁、百姓是谁、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 在新型媒体环境下，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了。因为我们官员的选拔体制、机制决定了我们官员在如何面对媒体、面对公众这方面经验是比较少的。如何面对公众和媒体应该在将来作为官员的必修课。 当然归根结底来讲，治口不如治心。教会一些应对技巧，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还得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等各个方面来进行抓，才能抓住实效，解决根本问题。[访谈全文]
“理性看，齐心办”既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理性就是实事求是；理性就是冷静分析；理性就是去情绪化，例如不怨天怨地，不期求“毕其功于一役”；理性就是把理想和实际、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找准我们当前的需要和可能。
特别是本书呼吁和倡导“齐心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只是社会问题的“看客”或“评判者”，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成员，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社会责任。心要往一处想，劲要往一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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