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默默拯救自杀罪犯？

罪犯向警察咨询心理问题。

　　罪犯自杀率是普通人的3~4倍 英德监狱组建200名心理咨询师队伍干预罪犯自杀

　　“报告！”从监仓一溜小跑出来，陈新强在监区办公室门口站定，响亮地报告一声后，走进来，自觉蹲下。25岁的陈新强是广东省英德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新强在记者面前侃侃而谈，直至他捋起袖子，手腕和手臂上露出四道五厘米长的伤痕，记者才把他跟自杀者联系起来。去年3月，他在狱中割脉，所幸被人发现，及时挽救。

　　像陈新强这样，在监狱内寻死的犯人，并非孤例。据相关调查统计，罪犯的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的3~4倍。以英德监狱为例，在监的服刑人员约7000多人，年均有10名左右的自杀未遂者。

　　虽属个别现象，一旦发生，将非常棘手。宝贵的生命一去不复返，也给监狱执法者带来很大风险，甚至诱发社会问题。为此，监狱内遍布摄像头，防止意外。近日，记者发现监狱干警中特别流行考国家心理咨询师证。英德监狱已组建起了一支近200人的心理咨询师队伍，从罪犯自杀的预测、预防到干预，层层布控。

　　文、图 本报记者练情情

　　通讯员尹华飞、阚淼

　　高中辍学，陈新强开始四处打工。他数了数自己走过的地方，上海、浙江、广西，几年前辗转到了广东。有一回，他应聘一家工厂，怀疑一名招工的中介骗了他的钱，暴怒之下将其杀死，随后逃往中越边界。落网后，陈新强一度以为是死罪一条，被判无期徒刑时，也并未给他带来多大的惊喜。他在监狱内消极改造，也不与人交往。

　　解不开的“疙瘩”

　　被家人“抛弃”他割破手腕

　　他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以为家里人都不要他了。在看守所等待受审期间，家人没有来看望过他一次。他每每写信回家，也都石沉大海。甚至在法庭上，他也没有搜寻到家人的身影。9岁时，父母便离异，他跟着母亲生活，后来父母都重新组建了家庭。到了监狱后，他觉得自己彻底成了一个“弃儿”、家庭和社会的“弃儿”。

　　去年3月的一个夜晚，万籁寂静，他悄悄在被窝里用硬物割脉，手腕上已经割开了多道小口子，血在细细地流淌。按照规定，罪犯睡觉时，不可以用被子捂住头，挡住鼻孔。当晚，值班干警巡逻时发现不对劲，及时制止了陈新强的自杀行为。

　　陈新强的性命是暂时保住了，但如果不帮他解开心里的“疙瘩”，难保他再次自杀。这项工作就要交给从事心理矫治的警察。

　　黄锦途是英德监狱心理矫治科科长。1988年，他大学毕业后在监狱内做临床医生，他发现很多罪犯的心理问题比身体疾病更加严重，从2000年开始，他改学罪犯心理矫治专业。

　　黄锦途经过分析发现，陈新强属于思维方式极端个性，对人、对事物的认识较为极端，遇到困难时不能调节自己的需求和期望值，处事缺乏回旋余地，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陈新强也承认自己暴躁、叛逆、偏执。他心里老是想着别人为什么不信任他，或者为什么别人总是针对他。

　　艰辛的心灵拯救

　　他逐渐理解父母的处境

　　黄锦途回忆，自杀前几天，陈新强因违反作息时间被扣2分，他还向狱警递交了一份“特此声明”，称：“从今天开始，不管死也好，残也好，都跟分监区全体警官、服刑人员无任何关系，全都是本人自己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行负责”。

　　但被扣分只是导火索，黄锦途努力寻找陈新强自杀的根源。经过8次交谈，黄锦途发现，陈新强性格孤僻，严重缺乏安全感，习惯性地怀疑他人，这跟他童年所受的创伤有很大关系。9岁那年，父母离异，他住在外婆家。一天，父亲来到外婆家里把他带走，他觉察到父亲可能要卖掉他，便连夜逃跑，在树林里躲了一夜，等到天亮，一口气跑了五公里，回到外婆家。

　　2012年底，陈新强上交了一篇年终总结，其中就有一句话透露了他的心声。他在总结中写道：“人生没有意义了。”这也引起了专管警察对他的关注。

　　陈新强原以为此次自杀属于非常严重的违纪，将面临严重处分，没想到只是轻轻扣了两分，心里很感激。一来二往，黄锦途成了陈新强的知心朋友，也是在监狱里最信任的人，不解、烦闷，都有了倾吐的对象。他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化解。“父母生活本来就不容易，突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他们一时也承受不了。而且，来一次探监也要不少的花费。”陈新强开始学会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处境。

　　难防的轻生行为

　　黎明前时段成高峰期

　　记者了解到，罪犯自杀的原因各式各样，有的是因为精神疾病，有的是因为家庭关系，也有人是难以适应羁押环境。调查发现，罪犯实施自杀大多选在凌晨零时至六时这一时间段，以四时至六时居多，这时候大部分人已入睡，监狱值班人员也处于疲惫状态。并且，有强烈自杀欲望的罪犯，经过一晚上的思想斗争，内心痛苦恶化，这段时间往往也是最难熬的。

　　由于监狱特殊环境的限制，罪犯几乎不可能获得毒药、锐器、刀枪等作为自杀工具，甚至试图从高空坠下自杀也很困难。罪犯自杀最常见的方式是自缢，用床单、衣服、毛巾、腰带、鞋带、乳罩等撕毁后做成布条。2011年前后的连续8个月内，香港曾有5名囚犯相继在香港赤柱监狱和白沙湾惩教所吊颈身亡，香港惩教署于是千方百计在市面上寻找可用作床单，但又不能用于上吊的物品。

　　在英德监狱，每个犯人入监时，都需要进行心理测验，建立心理健康档案。黄锦途发现，罪犯的心理问题比普通人群多很多。新犯人中，通过测验能发现有10%的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需要立即进行干预。

　　全国性的罪犯自杀率无从考证。据某省监狱对在押罪犯自杀情况的调查，1999年该省的罪犯自杀既遂率为7.3/10万，而同年，全国的自杀既遂率为13.9/10万。相对于自由人，罪犯在自杀工具的获取、自杀行为实施的时间、空间上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仍然出现较高的

　　自杀率。

　　避免悲剧的好方法

　　寻找自杀者的异常行为

　　人类都有求生的本能，意图自杀者，总会有意无意地发出一些“求救信号”，比如异常的情绪、动作、举止等。经过多年的工作积累，黄锦途对这些“求救信号”特别敏感。比如，有罪犯会向周围的罪犯问一些可疑的问题，“人身上有多少血？多长时间可以流干？”、“夜里监区的值班人员多长时间巡视一次？”。根据事后的统计，65%~80%的自杀死亡者在采取自杀行动前都明白无误地向周围不止一个人、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杀意图。

　　还有些有严重抑郁情绪的罪犯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突然变得非常开朗、高兴，或者有病的罪犯突然开始拒绝治疗，这都是可疑的信号。如果发现有罪犯收集一些具有一定危险的物品，如碎玻璃等，又或者用一些碎布条搓绳子，所用的被褥床单莫名其妙少了一些边边角角，那就是高度危险的信号了。

　　自杀者在采取行动前，通常心理上要经历三个阶段：自杀动机形成阶段、内心矛盾冲突阶段、行为选择或平静阶段。总结以往的案例，黄锦途也发现一些规律能帮助有效识别和预测自杀。比如，文化程度低、刑期长、入监时间短、故意犯罪的罪犯有更高的自杀既遂率。相比之下，第二次犯罪以上的、入狱前无业的、文化程度高、刑期短的罪犯有更高的自杀未遂率。

　　辨别“真假自杀”

　　既遂自杀率↓未遂自杀率↑

　　“真正想自杀的人其实并不多。”黄锦途说，有相当一部分自杀罪犯只是想通过自杀来引起关注，或者达到某种目的，他们一般不求死，自杀只是一种手段。在手段型自杀者中，有八成以上都是未遂。

　　海南籍罪犯商祺于2010年入监服刑，但一直表现较差，不能完成劳动任务，总认为别人针对他，经常因一些小事与其他罪犯发生矛盾。2011年4月13日中午，商祺趁值班警察不注意，独自一人在宿舍晾衣场，利用绳索自缢。由于发现及时，迅速抢救，脱离了危险。

　　商祺自杀行为发生后，个别警察认为他的自杀行为是一种“假自杀”，目的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关注和帮助。黄锦途说，事实上，或许商祺自杀行为的初衷是带有“寻求帮助”的目的，但现实中，曾发生过许多我们认为是“假自杀”却真死亡的案例。因此，还是要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改变一些对自杀的错误认识，正所谓“所有的过错都是因为错过”。

　　监狱采取尽可能完善的防范措施，在硬件上使罪犯自杀不能。在生产、生活区域的二楼以上安装全封闭防护栏，阻断通往楼顶和其他高处的通道，防止跳楼。对亲属送进监区的物品进行仔细检查，防止违禁品流入。

　　通过从2003年到2007年连续五年的跟踪调查，黄锦途发现，英德监狱的罪犯既遂自杀率呈现明显的线形下降趋势，而罪犯的总自杀率、未遂自杀率却呈上升趋势。这一调查结果说明，监狱通过改善罪犯监管环境、在罪犯权利伸张和安全方面增加投入，能有效制止罪犯的自杀行为。但影响罪犯自杀的深层机制仍在运行，自杀也日益成为罪犯“抗改造”的手段。心理矫治正越来越多运用到对罪犯自杀的干预中。

　　黄锦途专门给陈新强布置了“家庭作业”，建议他询问其他服刑人员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行；观察其他服刑人员违反监规有无被警察处罚；记录自己的情绪是如何变化的，每次体验到抑郁、悲伤时都想到什么。通过心理咨询师与陈新强共同对“家庭作业”的分析、推理、反馈，陈新强发现自己的不良情绪和行为其实是一种固定的思维造成的，并努力改变“所有人都针对我”的惯性思维。

　　在与记者的深入交谈中，一年前想通过自杀结束生命的陈新强，如今变得善谈、乐观，他给自己树立了目标，努力改造，争取在10年内减刑出狱。

　　（文中服刑人员姓名均为化名）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