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知中国男人“尺寸”的人

性学家史成礼教授在普及性学知识

史成礼教授著作

　　口述 史成礼

　　整理 张海龙

　　中国当代有三大性学家——号称“北潘、南刘、西史”。北潘是北京的潘绥铭教授；南刘是上海的刘达临教授；西史，说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史成礼，他在西北兰州，素以研究性医学、计划生育和性文化著称。

　　说起来，史成礼和我们每个人生活关联度最大的一件事，是他制定了中国避孕套的规格。他通过上千例实体测量，知道了中国男人的“底细”。

　　听史成礼聊起关于性的话题，总会不由自主地脸红耳热，可是老人家全不在意，他抖着两绺寿眉笑谈：如果没有性，就没有你，也没有我，也就没有人类。性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光谈人的上半截而不谈下半截，那是虚伪的，也是有问题的，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

　　说出来吓人一跳，90高龄的史成礼居然还在医院里坐堂上班，找他来看下半身毛病的人络绎不绝。

　　问及一生感受，他哈哈大笑着用六个字总结自己：命不好，运气好！

　　1

　　父母双亡，逃难时和舅舅失散，成了孤儿

　　命不好，是指我从小就成了个孤儿，又赶上闹日本鬼子，只好四处流浪乞讨——

　　我生于1924年，河南陕县人。我7岁时，就是日本人打进满洲那一年，我父母双亡了，只好跟着舅舅一家过活。

　　再往后，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人一路打进我们中原河南。1938年，蒋介石密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坝，河南人就开始向外逃荒了。

　　兵荒马乱，我和舅舅一家人被冲散。我流落到了陕西西安，被当做“难童”收留。

　　当时报纸上说，日本人把中国孩子一批批送回日本及朝鲜、中国台湾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为打仗而损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让他们长大，重返中国大陆残杀同胞。因为有这些背景，当时国民政府对流浪孩子还是很重视的，成立了各地的保育会。收留我们的，据说是张学良的叔叔，也没法考证了。

　　自1938年始，各地中学开始联合内迁，进驻后方各省深山古寺中，组成一批国立中学。一直到1943年，这样的国立中学共成立了22所，有十几万名学生，校名就按成立时间顺序命名。国立十中从河南迁至甘肃清水县，收留了七千多人免费学习，我被安排到那里念书。

　　那是乱世啊，能做到这样也相当不容易了。“文革”时我说了几句国立中学的好话，被当成了“反革命”。听说那个时候也是国民政府拿着美国援华物资做的好事，再乱也不能放松教育么。

　　我已经十几岁了，还能得着个念书的机会，这就是我“运气好”。我念到中学三年级时，听说在兰州的国立西北医专要招生，我就动了心。我觉得不管世道乱不乱，人都得生老病死，哪儿都能有医生一碗饭吃。问题是，报考医专需要开个家庭证明，我这么个孤儿找谁弄这个去？

　　那个时候鬼心眼儿多啊，找了个学篆刻的同学刻了个萝卜印章，以我哥哥的名义说：“兹有我弟弟史成礼流落西安，需要报考贵学校。”盖上萝卜章。成了！

　　考试结果出来了，国立西北医专我是第七名录用者。

　　2

　　钻研泌尿外科，给新兵战士测量阴茎数据

　　1942年，我一路向西，来到兰州，就读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

　　也就是那一年，为了预作时局恶化应变，蒋介石曾考虑迁都兰州。他派儿子蒋经国悄悄前往兰州考察。当时喝的还是很浑浊的黄河水，要放入白矾搅拌澄清，烧开后再喝就是甜的。洗脸水是从院子里面的水井打上来的，很清澈，但含有微量盐碱，洗脸时不太舒服。

　　蒋经国看到兰州四围群山干枯，认为兰州缺水是个大问题，迁都兰州的计划并不实际。再以后，蒋介石又来兰州视察，也认为水是个大问题，迁都兰州计划就搁浅了。

　　蒋家父子不喜欢兰州，他们是享受惯了不适应。我可是喜欢极了兰州，我这么个从小要饭的叫花子，能在兰州上大学当医生，从前哪里敢想啊！这还是我运气好的证明。再说了，1942年的兰州，和你们现在想象的根本不一样，那是未沦陷的大后方，是苏联援助中国物资装备的重要中转站，连接着西北国际交通线。各路精英人马都出没在兰州，城里每天都热闹喧腾。对，就是那种生龙活虎的感觉，兰州那时就是个移民城市了。

　　医专学制五年，实习半年，学习非常艰苦。

　　194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国立兰州中央医院外科工作。我上学时有个老师叫张华麟，他当时在兰州中央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并兼任西北医专副教授。张老师对我很好，我因为穷，哪儿也不能去，只好天天看书学习，天天守在病房里，这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对性学和泌尿外科很有研究，也把我带到了这条学术道路上。

　　1948年，西北医专更名为兰州大学医学院，张华麟老师提拔我当了主任，然后他被送去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专修泌尿外科。两年后，他学成回国，国立兰州中央医院已经更名为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

　　1949年8月，兰州先解放了。连年战争，兵源缺乏，解放军四处征兵，准备继续南下。兰州各中学都有学生参军，社会上参军的也是什么人都有，我所在的兰大医学院，就负责检查这些青年从军者的健康。我当时受张华麟教授影响，已经在钻研泌尿外科了，对包茎这类男性生殖器官常见疾病有些初步认识，但还缺乏大量的调研数据来作支撑。于是，我主动提出要给这些新兵们做一下实体阴茎测量分析。我和那些小伙子们说，这个测量很重要啊，关系到你以后能不能结婚。比如说，阴茎太小了不行，包皮过长也不行，提前发现就能及时治疗。那些年轻人一听，就很高兴很坦然地接受了我的测量。

　　3

　　调查数据，成为避孕套生产厂家制定尺寸、划分型号的依据

　　我当时一共做了1416名成人男性阴茎实体测量分析。结果表明，常态时阴茎最长为14.5厘米，最短4厘米，平均8.375厘米；周长最大12厘米，最小4.5厘米，平均为8.3厘米；勃起时最长16厘米，最短9厘米，平均12厘米；勃起时周长最大14厘米，最小8厘米，平均10.75厘米。

　　那个时候，能得到这样一组数据是非常难得的，中国从来没有人搞过这类研究。1950年，我在中华医学会开会时宣读了我的这篇报告，一下子引起轰动。

　　哦，你的问题我听明白了，我光是在兰州一个地方做的千人测量能代表全中国的男人数据吗？我前面不是说了么，当时的兰州哪里人都有，又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从数据采集广度上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1954年，我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正式发表了论文。这在当时的学术环境里是不得了的成就，也是中国性学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正因为这个成果，1956年，我被破格升为副教授，全校通过。当年全兰州只有三个副教授名额，兰州大学、西北师大、兰大医学院各一个。

　　1958年，青岛乳胶厂开始生产避孕套，因为没有合适的数据，只能沿用美国避孕套的规格。众所周知，因为人种原因，白种人阴茎平均值要大于黄种人，所以生产出来的避孕套总会发生“脱套”现象，从而不能实现避孕效果。

　　我的论文很快引起了避孕套厂家的注意。青岛乳胶厂辗转请我过去，让我帮其确定适合中国人的避孕套规格。我根据实测数据制订了大、中、小号三种标准规格，还特别设计了特号规格。当时厂家千恩万谢，我等于是解决了一个生死问题。他们请我到青岛，管吃管住，还带我去海上吃海鲜，临走给了几百块钱作为报酬，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了。上海乳胶厂、广州乳胶厂都请我过去指导工作，1965年始，这组调查数据正式成为当时国内避孕套生产厂家划分型号的依据。

　　4

　　因研究这个做得说不得的事，他们骂我是个“■教授”

　　你问我研究性学有没有什么风险？

　　哈哈，肯定有啊。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里，你研究性这个做得说不得的东西，又实测了那么多男人阴茎的数据，谁还会用正常眼光看你？很多人在背后骂我是个“■教授”，“■”是西北方言，就是男人生殖器，也有骂人的意思。我听到后就笑了，说得也没错，我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的，也要像这个东西一样能伸能缩。

　　1957年，我刚评上副教授第二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我立刻就成了批判对象。第一个揪住不放的，就是怀疑我的成分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看起来很有道理——贫农能上大学么？贫农能当教授么？一定是假的！一定是骗子！好家伙，全医学院就斗我一个人，好几千人围攻我一个！我不怕，老子当贫农当得理直气壮，从小就破衣烂衫乞讨要饭，我还能连贫农都不算了？

　　当时罚我扫三个厕所，两男一女，扫就扫呗，又不是多大个事！有半年多时间，一直没限制我自由，也没让我进牛棚。那时我心态很好，白天扫厕所，晚上就去打麻将。悄悄出门，找一个朋友去玩，他在隍庙对面开了个私人诊所，那段时间倒给我把麻将教会了。

　　医学院派出工作组去河南陕县我老家调查。家乡人还当我早死了，这下还意外知道我现在混得不错。乡亲们和工作组说起我们从前逃难的事，说起我从小父母双亡的事，说起我的悲惨身世，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那时候不就比谁苦么？工作组一回来，我立马就平反了，立即火线入党——还有啥说的么，贫农就是阶级弟兄，必须进步。

　　你看，我就是运气好。反右被批判还能坏事变好事，思想还没有准备好，一下就被发展成党员了。

　　5

　　很多人以为研究性学的人肯定是流氓

　　1959年“反右倾”，我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我研究的性学根本就不正经，又提出我是个反动“■教授”。这一路搞到北京大学吴阶平先生那里，吴先生非常生气，说：“史成礼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跟我学的泌尿外科，怎么可能是反动学术权威呢？”吴老先生是一代医学大师，也是中国现代泌尿外科奠基人，我曾在他门下进修。他的话分量太重了。就这么着，我又躲过了一次劫难。

　　福祸相倚，这句话总在我身上应验。被批斗被打倒当然是坏事，可是也引来了高层领导的关注与重视。吴阶平先生帮我化解了“反动学术权威”之后，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也过问了我的事情。了解过我的整个情况之后，他说：“出身好，水平高，这样的人应当重用嘛。”

　　书记都这么说了，1959年，我被提拔为兰州医学院副院长。

　　再往下说，就到“文革”了。我当然不可能顺利过关，这下开始有人揪我的“男女关系”问题了。在很多人想象中，研究性学的人肯定是个流氓，于是就随时注意收集你的证据。

　　那个时候，恰好有原来的同事调回山西老家工作，留下一个13岁的女儿在上护士学校，托付给我照顾。这下可不得了，马上有人告发，说是我和这个小姑娘乱搞。这种作风问题在当时那个年代可是要判刑、要出人命的，何况人家小姑娘还那么小，我一点也不敢大意。逼到最后，怎么说人家都不相信，我只好拿出医生的“武器”——让小姑娘去接受妇科检查，一看处女膜是完整的，所有诬告也就不攻自破了。可是，这件事对那个姑娘一定有很大伤害，不知当年告发我的人现在能不能反省。

　　在中国，把人搞臭的方法，男女之外，就是金钱。1969年，我调去甘肃省计生委当副主任。一年省上给1800万元计生经费，给全省各地分配。这下又有了批斗的由头，有人怀疑我在这里搞贪污。既然告了，就要查实。花了好长时间，在全省各地区查账都没有问题。

　　后来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世泰同志找我谈话，评价我是个好干部，虽然总被人诬告，可是一没有男女关系，二没有贪污问题，让我继续努力做好工作。

　　6

　　人要活得真实一些，有欲望就是有欲望

　　我这辈子总共结过两次婚，情感生活很简单。

　　因为研究人的下半截，别人都认为我有很多男女关系。其实，我一般和女的不打交道。我年轻的时候很穷，穿得总是破破烂烂的，一心扑在工作学习上，也没机会认识女的。妻子是我的一个实习大夫，她觉得我这人很正直。1949年，我25岁时，我们就结婚了。

　　第一任太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工作上也很能干。她后来做到了兰州医院妇产科主任，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中，被别人联合起来给冤枉了，她实在想不通，就跳黄河自杀了。那一年，是“文革”刚开始不久吧，人和人的关系都变坏了。

　　我二婚是哪一年？一下想不起了。反正今年是结婚40年了，倒推一下，就是1973年。第二任太太小我十几岁，我到80多岁的时候还能做爱，我们很享受这件事。

　　人有了美满的性生活才能红光满面生活来劲。大画家毕加索90多岁了还能做爱，然后大清早还要打电话向朋友炫耀：我今天早上做了一把，你行么？毕加索有句话说得好：年龄迫使我们不再抽烟，可是烟瘾还是有的；做爱也是如此，虽然不做了，可是欲望还是有的。人要活得真实一些，有欲望就是有欲望，不要不承认心里的想法。

　　你们都叫我性学家。性学是什么？你们看，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性由心生”，所以性学就是人学，就是心理学，就是人性学。以前有人说性学就是流氓学，认为我的工作不正经。我回答他，没有性就没有你，那你是不是流氓的产物？那你是不是就不正经？

　　人的上半截是修养和身份，人的下半截是本色和素质。这话说得没错，我这辈子都和人的下半截打交道，所以我见到了太多人的另一面。很多人，来找我看病，来找我咨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有些人还身居高位。可是，他们的上半截和下半截根本就是错位的，活得一点儿都不真实。

　　当我发现下半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心病”和“文化病”时，我就被带到“性学家”这条路上来了。

　　7

　　清代大才子李渔，曾经带着姬妾们在杭州西湖边开办性讲座

　　性知识的普及有多重要？我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了。

　　我刚做计生工作时就碰到过两件真事：一是避孕套免费派发，发下去后发现有人领了，可他妻子不久还是怀孕了。一问，他说看到计生干部把避孕套戴在手指上示意，他就以为是套在手指上；二是在农村派发时只发不解释，结果农民领回去后，不知道用法。就知道上面的人说这个东西可以不怀孕，以为是像药那样要吃下去的。于是就把避孕套切成细丝，当菜一样炒来吃了，结果当然还是怀孕了。

　　还有一次，来了一对年轻夫妇找我看病，说是结婚几年了一直怀不上孩子，两个人都是大学教师，一个教化学，一个教物理，以为躺在床上元素们就会自然跑出来发生化学反应，孕育新的生命，结婚几年了都没有真正的性生活。让人啼笑皆非。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性几乎随处可得，发廊桑拿方便得很。可是我们嘴上说的却不是这样，我们不承认眼前看到的东西，我们还是不拿性当回事，也就是不拿自己当回事。

　　1994年，我买了一套与性有关的大书，一次就花了7500元。

　　当时已开始房改，有人说：天哪，都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可是，这书全世界只印发500部，你说我买这部书到底值不值？这就是荷兰人高罗佩的足本《秘戏图考——明代春宫图，附论汉代到清代中国的性生活》。

　　它的史料价值太强了！看到那些春宫图，你就知道性作为一种隐秘的人类欢乐绝不会被压制，总要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性文化的研究成果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让人很不服气。其实，不是我们没有研究能力，而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清代大才子李渔，曾经带着姬妾们在杭州西湖边开办过性讲座，却被当时的人们骂得狗血喷头，以为他败坏了社会风气。可是，李渔的态度多么坦荡开放啊。

　　敦煌莫高窟有不少与“性”有关的壁画。古代父母在女儿出嫁时，都会为其准备春宫图，教她们一些基本的性爱常识，可见古人并不忌讳谈性。我们的祖先其实对性很坦然，这才是对生命应有的赞美。

　　相反，如今很多年轻人直到结婚前夕，家长都从未和他们谈过性。很多人仍将性和爱分割开来，认为爱是高尚的，而性是肮脏的。这样就让我们陷于自相矛盾的人格分裂境地。美国有本著名的写性治疗的书，叫《圣床》，现在还是禁书。最早翻译过来的那次，序言是我写的。最后一句话我写的是：性不是洪水猛兽。

　　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