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代白领，从联谊大厦走出

1988年3月23日刊登在 《解放日报》上的第一代白领招聘启事。

外滩林立的写字楼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白领。 郭长耀 摄

本报记者 龚丹韵 本报实习生 杨妙丹

从联谊大厦，曾走出上海第一代白领。一番周折后，记者找到三位代表。礼貌谦和，气质典雅，是他们的共性。

陶居南（化名）今年54岁，一身西装、领带，穿戴笔挺，如今已是某家跨国日企的部长，讲话很有礼貌；中信银行的许先生，同样一身笔挺西装，头发整齐梳到耳后，一见记者就礼貌握手；而稍后来的系着素花黄边丝巾的张女士，已近70，却一点不显老态，微笑着轻问，是否可将外套脱下来，谦和的涵养扑面而来。在之后的采访中，三位始终保持微笑，与记者低声交谈。 “无论如何不能对客户大声嚷嚷是公司一直要求的规矩。 ”张女士这样解释。

辞职好比犯错误

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现在已习以为常的观念，当时看来属于十分特立独行，比如——辞职。

“辞职在当时是犯错误的事情。”许先生形容，“我从工商学院毕业后在机关工作了两年。也许是受在银行工作的母亲影响，最终我顶着巨大压力，转投中信银行。 ”

张女士也不例外。在一所中专念过外汇专业的她，原本是一家国有银行的职工，被派到一家外资银行学习后，她有机会留下，但原单位不允许辞职，所以张女士辗转关系，将档案调到了中信公司。当时，辞职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情，大多数辞职者是因为在单位表现不好迫不得已才为之。

陶居南此前在长江五金厂工作，业余自学日语，正雄心勃勃打算出国去日本。然而从人民公园的日语角得知，上海外服公司招聘人才，他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去面试。第一次不成功，几个月后再去，终被一家知名日企录用担任会计，谁料厂里不肯放人，找遍书记、厂长、工会，直到通过组织上的政审，查遍家里三代都没问题，父亲还是党员，这才放人。

陶先生清楚地记得，外服公司的人千叮万嘱：“你们要记住，是组织派你们去工作。 ”此外，每周要自制思想学习计划，每个月要交小结报告。当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外事无小事”，在外企工作，一定要遵守规矩。所有收入和所得外汇兑换券，都得上交。比如说，这家日企和外服公司签订的用人合约是每个月 900元，收入归外服，再由外服公司发给陶先生每个月140元。

1986年4月1日，陶先生第一次跨入联谊大厦办公。坐着电梯直上第五层，1700平方米的办公室展现在眼前，顿生“重新做人”之感。

1988年，随着中信银行进驻联谊大厦，张女士他们也成为令世人艳羡的“联谊大厦上班一族”。

高薪背后有辛苦

“银行在办年会的时候，女士们都会打扮得很漂亮，跳国标一类的交际舞。这在当时是很洋气的一件事情。年会聚餐我们会选择在红房子吃西餐，或者是去上海最早的宾馆的旋转餐厅。 ”张女士回忆。许先生补充说：“有外宾来时，也会到联谊大厦二楼的香格里拉餐厅。在我记忆中，香格里拉是上海开在办公楼的第一家自助餐厅。”而当时谈朋友最常去的地方，是一些氤氲着优雅气息的茶吧或咖啡吧。当时中信银行月工资大概300多元，是在机关单位的3倍多。那时候，5个人去东风饭店吃顿好的，只需20元。

陶先生在日企第一个月拿到“高薪”，立马冲到友谊商店，花28元买了一条外烟，价格是国产香烟的10倍。女朋友问他在哪儿工作？回答是外企。女友的第一反应是极度困惑：“外企是做什么的”。那时候大部分人并没有“外企”的概念，也不知道有上海外服公司这家单位。不过外企的工作十分辛苦，理论上九点上班五点下班，但经常需要加班加点，一般晚上八九点回家才刚刚能吃上一顿晚饭。

有了物质基础，再加上联谊大厦外企文化的影响，这批人确实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1988年，陶先生第一次去日本，带回来一台录像机，周围人都以猎奇、羡慕的眼光“仰视”他。之后，电视机、洗衣机、冰箱，都陆续出现在家里。虽然他上下班，依然乘坐55路去联谊大厦，但若碰到业务需要外出，都可以喊公司配给的轿车。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员工中大学生越来越多，外高桥保税区的成立，终于让外企可以直接开公司，而非“办事处”，人才急缺，经常紧急招聘。1994年，陶先生月薪已达2000元。

回忆起联谊大厦中的生活事儿，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乘电梯时，男士们往往都很礼貌让女士先上，并帮她们按好楼层。即使是上班的高峰期，乘坐秩序依旧井然。

气质就这样养成

“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白领这个称呼一直是媒体赋予的，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张女士感慨，“现在的教育批量化生产，培养出来的学生看似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是一到专业领域，能力就比较欠缺。新来的员工虽然学历很高，但我们还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培训他们。 ”

陶先生表示，今天的新员工，一进公司，需要很长的培训期，培养一个经理，至少需要10年。

陶先生认为自己这代白领，最大的特点在于：守规矩、重实惠，讲究品质而非名牌。要他花数千元买个包，他至今也不舍得。张女士表示，她有一些名牌包包和化妆品，但自己基本都不用，有时候会分给手下。许的“品牌观念”则是“未必要贵，但要有品牌文化”。

从联谊大厦中走出的第一代白领，薪水也许一直走在时代前列，但在他们的价值观中，生活的选择、物质的丰富，都源于文化、经济条件不断发展的结果，无需刻意标榜。他们的共同点是，举手投足间温文尔雅、谦逊有礼，而非各色名牌包装下的霸气外露。这一点，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学习。

与世界接轨在此起步

经历了近30年风雨，联谊大厦依旧伫立在延安东路四川中路交汇的醒目位置。然而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许多年轻的上海人完全不知道联谊大厦，连这几个字怎么写也不太确定。向年长点的提起联谊大厦，对方常常出现这样的状态：先是停顿，几秒后恍然大悟状 “哦想起来了，是那栋楼啊”。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大厦的光环下，今天的联谊已显陈旧，大厅空间稍显闭塞，记者环视了一圈大厅里的公司楼层分布图，发现企业名字不及当年那样多和响。据保安透露，很多外企随着上海其他地区的发展，陆续搬迁，留下来的空置楼层，有整层出租，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零散出租。

保安笑着忆曾经：“那时候很风光的，现在不及当年了。 ”

那么联谊大厦对于今天而言，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上海政法大学社会学教授章友德说，至少有三个方面，仍值得我们铭记和借鉴。

首先，联谊大厦引领了改革开放后外商投资的热潮，表达了上海开放发展的态度。这种开放，不仅带来物质的变化，也带来了观念的开放。上海第一代白领由此诞生，就业观念的变化、市场理念的变化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去外企工作，形成上海新的白领文化。这就是开放促进发展。

其次，当时联谊大厦采用中外合资模式建造，是创新，它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比如新材料的运用、新融资手段的运用，也一再创新，不断刷新当时的上海速度和上海高度。这种勇于尝试的创新理念，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再者，联谊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拿到了上海的第一张物业牌照，从此办公楼的物业管理模式开始在全上海推广。与此相类似，在联谊大厦办公的第一批白领们，由此学会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提升专业化水平，之后他们哪怕流动到别处，也会把这种科学高效的管理水平带去，上海企业与世界接轨，就从联谊大厦起步。直到今天，注重城市管理的效率和科学，仍然是上海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上海白领 几代变迁

上世纪初，遥远的美国开始建造全球第一批写字楼。成百上千的白领，密密麻麻，在公共开放的空间里，“蜗居”于各自办公桌前。

而在上海，直到1981年，有7家公司（日本三菱公司、三井物产等）获得上海市进出口办公室外企服务部（上海市外服公司前身）颁发的登记证，成为最早进入上海的外企。

1984年，上海市外服公司正式成立。第一批成为外商办公点的写字楼是联谊大厦、东风饭店、上海大厦、瑞金大厦、国贸大厦等。

1988年3月23日，本报刊登了一则德国西门子公司招聘电脑高级雇员的英文启事（见右上图），这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出现的第一则英文广告。据说当时应聘者踏破门槛。

上世纪80年代，“白领”这个新词刚刚进入舆论视野。

对第一批入沪的外商们来说，找个翻译相当困难。据报道，当年一家外商委托外服找翻译，人事干部骑一辆吱嘎乱响的“老坦克”，费尽心机，才在一家街道工厂里，“捞”到一个自学外语成才的青年。可厂里死活不肯放，想尽办法辗转关系，整整耗两个月，最后厂里登报除名，这才成功。

外语人才成为上海最早的白领，这批人因为这“一技之长”迅速改变人生。他们学历不高，但敬业，很爱国，不计个人得失。

真正风光的，大概要数第二代白领。

上世纪90年代，有两件大事必须一提：浦东开发开放；邓小平南行讲话。紧接着，大量外企进驻上海，人才需求猛增。在外服的档案里，白领从1号到800号进展缓慢，之后便迅速膨胀。最早一批海归崭露头角。一些应届大学生，迅速告别分配时所在的国营单位，连关系档案都没来得及转就到写字楼上班。

1993年完成的上海劳动制度改革，宣告白领从国家用工变为企业用工。美国通用、日本松下等大型跨国企业，自己招人自己用，上海白领人数急速膨胀。1993年初，当时方便面价格才8角钱，一些外企中层经理月薪已到4000多元。虽然早出晚归，体力和脑力透支，但至少每次出差住的是高级酒店，喝的是高级咖啡，口袋里总有一大把的士票。报刊上采访白领女性，把她们的私生活写得像猎奇小说，比如去华侨商店买洋货，事业和婚姻如何波折，类似今天人们对“豪门”的想象。

1994年，宁静主演了一部剧情片 《奥菲斯小姐》——告诉大家，“白领”是怎样生活的。

第三代白领更是 “外语+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社交广、求知欲强、敢冒险、怀揣出国梦。大多数跳过槽，且不止一次。

有媒体说，外地人注意到“新上海人”敬业、高效、讲规矩，即从这代白领开始。

新世纪的白领，大部分是70后与80后，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知识丰富，熟悉网络、思想独立，观念开放。 “白领”不再成为“传奇”而是“大众”。他们愿意背着LV包挤地铁，喜欢周末去餐馆尝鲜，渴望每年至少一次旅行……多年以后，曾经被捧上云端的“白领生活”，不再成为猎奇的内容，而是民生新闻的常客。

当年，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楼竖立外滩

联谊大厦 小记

1985年5月8日，上海延安东路四川中路口，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出席联谊大厦落成典礼。时任副市长的倪天增和香港新鸿基集团主席冯景禧共同剪彩，人群发出阵阵掌声。

这只是一个历史场景，时间不长，但其影响，却引领了之后上海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联谊大厦高107米，共28层，竣工后在当时创下多个第一：上海第一座高层涉外商务办公楼，上海第一高楼，国内第一幢玻璃幕墙建筑，当时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材料最多的一幢智能写字楼。但联谊大厦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些“第一”。

讲述联谊大厦的故事，须提当时的背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号角越吹越响，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据说锦江俱乐部、锦江饭店中楼和南楼几乎全改为办公用房，和平饭店、上海大厦等涉外宾馆的一些客房也改为办公室，但仍难满足需求。个别外商不得已“偷租”民宅，开设“地下办事处”。

究其原因，上海的办公楼太少。时任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总经理的汪阳曾对媒体说，“雇不到人、借不到车、租不到房”，这是当时上海对外开放道路上的三只拦路虎。

市委市政府研究后决定，合资建设上海第一座涉外商务办公楼。联谊大厦首任总经理王华江回忆当时，如此总结：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联谊大厦。

很快，一份建设工程审批文件放到了汪道涵市长的办公桌上，申请人是香港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和上海锦江联营公司，申请内容正是在外滩建造一幢甲级写字楼，名曰“联谊大厦”。

此前，上海没有任何建造涉外办公楼的经验。为了高质量打造这栋商务楼,建筑所用材料，都把关甚严,中央空调、冷冻机、锅炉、日立电梯、擦窗机、监控系统、冷却塔、玻璃幕墙等，均看齐国际水准。

这样高品质的商务楼，只花了22个月。被媒体广为传播的是，建造期间，还创出5天造一层楼的“奇迹”。人们感叹于“上海速度”，也对上海的发展倍感期待。

大厦竣工半年之前，预订出租率已超七成。其中有三菱商事、丸红、通用电气、IBM、惠普、王安电脑、DEC、花旗银行、ABB、三洋电机、新鸿基等世界知名企业。有些企业排队登记超过一年，方才得以入驻。

“在联谊大厦上班”一时成为年轻人的梦想。以此为样板，之后瑞金大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商城等一大批涉外办公楼陆续问世，上海的对外开放迅速进入到蓬勃发展期。而联谊大厦“上海第一高楼”的地位，两年后被其他大楼超越。

但，联谊大厦以凝固的形态，永久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魄力。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