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草堂：维新变法策源地

万木草堂中堂

康有为书法

万木草堂外景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塑像

　　文/羊城晚报记者 毛亚美 夏杨

　　图/羊城晚报记者 郑迅

　　在广州越秀区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一座祠堂式老建筑隐匿在嘈杂喧哗的闹市中，匆匆路过的行人往往忽略了，这就是载入史册的万木草堂。

　　时光回转100多年，从1891年至1898年，康有为在这里收徒讲学，宣传变法救国思想，扛起了维新变法的大旗。之后他和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一批弟子从这里出发北上，启动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保 护

　　百年书院

　　一度成大杂院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万木草堂被清政府查封，焚毁藏书300余箱。租借的“邱氏书室”也归还到邱氏族人手中。

　　1953年邱氏家族将“邱氏书室”移交给了广州市政府，之后这里一度成为东风锁厂的车间，并陆续住进了44户居民，变为了大杂院。据媒体报道，住户们在里面修厕所、打墙壁，严重破坏了房屋结构，很多建筑部件和文物遭到破坏或遗失。如今，门面及“邱氏书室”石额还有“河南堂”前的四根石柱是为数不多留存下来的原迹。

　　而“万木草堂”的另外两个教学点——邝氏祠和仰高祠，都已经彻底不在了。

　　1983年，邱氏书室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98年、2000年广州市台盟两度提议下，以万木草堂的名义开始启动邱氏书室的重修工作。2004年，广州投入1300万元迁出所有的住户，对万木草堂进行全面修缮，并在2006年又投入230多万元对旧址建筑进行修缮，旧址主体建筑基本恢复原貌，于2007年9月完工。

　　这里以前一直被周边临时建筑和违章建筑围蔽，随后有关部门进行清迁，2008年6月14日，在中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之际，修缮一新的万木草堂免费向公众开放。

　　2010年初，广州越秀区就万木草堂的委托经营向社会进行公开竞标，由文德商会出资成立的广州万木草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标，接管万木草堂，约期五年，经过布置装修，于2010年10月底，在万木草堂120周年之际重新对外开放。

　　万木草堂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龙东江说，这里先后举行了许多公益和文化艺术教育活动，并作为康梁文化和国学研究基地，成为集文化论坛与艺术展览于一身的博物馆。

　　寻 迹

　　万木草堂原是邱氏书室

　　中山四路长兴里高楼大厦林立，一处建筑工地正在喧闹地施工，它的正对面就是幽静的“万木草堂”。这是一座占地663平方米的清朝建筑，门额上面刻有“邱氏书室”四个字。

　　“这里原本是邱氏家族为邱姓子弟参加科举而建造的书屋。”万木草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龙东江介绍说，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广东十府十州八十县”的邱姓决议建造这个书屋，集资了白银1600两。

　　龙东江认为，之所以在这里建造书室，一是为了培育邱氏子弟在此学习，方便他们前往附近的番禺学宫参加科举考试；另外，这里也是邱氏家族祭祀先祖的地方。

　　书室的后堂正中央悬挂着一块“河南堂”的木匾。龙东江说，这里就是当时邱氏祭祖的祠堂，“邱氏祖先是从河南南迁到广州的，所以称为河南堂。当时康有为在这里会见贵宾和辅导弟子”。

　　三处草堂如今仅剩一处

　　1890年夏，参加乡试失利以及上书朝廷提议变法无果后，康有为来到广州，迁入曾祖父的祖屋云衢书屋。随后，陈千秋、梁启超先后慕名到此求学，成为最早的康门弟子。1891年，在两人的协助下，康有为租下了邱氏书室，创办起“长兴学舍”，正式设堂讲学。

　　随着前来学习维新思想的学生不断增加，1892年，康有为将学堂迁往如今广卫路附近的卫边街邝氏宗祠。此后又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前来，便于1893年冬再次搬家到如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的广府学宫仰高祠，并取名为“万木草堂”。

　　关于“万木草堂”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掌故。这几个字最早出现在清末翰林梁鼎芬《赠康长素布衣》诗中，曰“万木森森一草堂”。学者李肖聃所著《星庐笔记》记载，康有为早年在老家南海西樵山学习，当时的好友梁鼎芬前去探访，并送了这首诗。

　　后来“长兴学舍”搬到仰高祠后，弟子陈千秋认为诗中的“万木森森一草堂”旨在“将倾之大厦，必须有万木扶持，而非一木所能胜任，故欲集天下英才而教之，冀其学成，群策群力，以救中国，以表达康之政治抱负”，于是建议将学堂更名为“万木草堂”，康有为欣然接受，并挂起了牌匾。

　　后来人们将三个办学点都统称为“万木草堂”。不过随着历史变迁，至今保留下来的也就只剩“邱氏书室”了。

　　当年上课无讲稿无考试

　　走进“万木草堂”大门，转过照壁，来到宽阔的天井处，后面的大堂便是当年康有为讲课之地。

　　大堂里摆有十几张老式桌椅，前方悬挂着孔子画像以及“万木草堂”匾额。龙东江介绍，这四个字算是出自康有为之手，“是我们从康有为的书法中挑取出来的真迹”。

　　堂前还架有一个鲜红的大鼓。2012年底出版的《康有为大传》中记述，康有为每次上台讲课之前，必先让人敲鼓，听到鼓声的学生前来听讲。讲课时康有为不用书本，也不写讲义，所有内容都是信手拈来。

　　弟子梁启超在1927年康有为70寿辰之际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一文，曾回忆当时在万木草堂读书时的情境：康有为每天过晌午升座讲课，主要讲古今学术源流，每次历时二三小时，他讲得不知疲倦，学生们也听得津津有味。下课后，同学们都欢喜踊跃，认为很有收获，过后进行思考也觉得像陈酒一样醇香深厚，回味无穷。

　　万木草堂的学科分为“文字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四大类，下面则细分有外国语言文字学、中国词章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格致学、数学、地理学、万国史学、宋明学、佛学和孔学等将近20个小学科。

　　“在他的长兴学舍里，是不考试的，每人发一个本子，让学生各自在里面做笔记，每半个月上呈几次，让他看看每个人的深度。”广东康梁研究会会长赵立人说。

　　除课堂学习外，游历也是万木草堂的重要教学手段。馆内史料记载，康有为常率弟子出游，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等都留下了康门弟子们的足迹。

　　康有为主持下的万木草堂学风严谨，蓝布长衫、散脚裤成为康门弟子标志性的装束。

　　梁启超曾被选拔任学长

　　“万木草堂”大堂的四周为上下两层木楼，内外共有几十间厢房，当时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子便居住在这里，接受康有为的教诲。起初这里的学生不足20人，后来增至100多人，最后三个“校区”达到1000多人。

　　关于康有为在草堂收徒的标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洪林曾在其著作《康有为大传》中写道：“他一是不进行一般形式的入学考试，二是通过逐一谈话加以甄别，吸收那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又有志于维新的爱国青年入学深造。”梁启超和陈千秋是最早的康门弟子，也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知名的人物。

　　在万木草堂中，康有为亲自担任总教授、总监督，并从早入学的弟子中选拔优秀者担任学长，一共包括四个职位：博文课学长，协助教授及分校功课；约礼科学长，负责劝勉品行，纠捡威仪；干城科学长，督率体操；书器库监督，管理图书仪器。梁启超、陈千秋、曹泰、徐勤等都曾担任过学长。

　　万木草堂的学生张伯桢曾记载：1895年，康有为入京应试，草堂学务由学长代为主持。每日功课依先生所定章程阅书写笔记，有疑义则请益于学长。梁启超作为其中一位学长，十分尽职尽责。后来梁启超也入京应试，则由王镜如代学长。由于王镜如口吃，口齿不伶俐，每有讲授，同学逃避不到，并讥之为“王莽篡位”，成为笑谈。

　　对 话

　　“康有为其实是个革命派”

　　10月27日，广东康梁研究会会长赵立人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

　　羊城晚报：目前学术界对康有为有什么新的研究和评价？

　　赵立人：过去我们都认定康有为是改良主义者，是个保皇派，但很早之前，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他内心实际上是主张革命，要推翻清朝的，只是打着改良的旗号而已。但长期以来，他的这种观点比较孤立，支持的人不多。去年我写了一本书《康有为》，查到了很多资料证据，足以支持黄先生的观点。

　　我个人并不认为康有为是个改良派，他不是像自己所称的那样始终对清朝忠心耿耿、阻碍革命。实际上在早期他明确就提出要进行革命，只不过作为一种政治策略，需要通过表面上温和的变法，先掌握政权，然后再推翻清朝，最后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国。

　　羊城晚报：除了早期的大同思想，还有哪些证据说明康有为具有革命的意识？

　　赵立人：康有为的一个好朋友何树龄，和康家的关系很好。在一次通信中，康有为对他说，现在我们应该将精力放在建立大同国，而不是“大浊国”（反语“大清国”），他还说这个“大浊国”必将灭亡，必将被瓜分，把清朝骂了一通。

　　另一个证据来自他的弟子梁启超。当时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新学伪经考》，遭到外界弹劾，被指控有不轨行为，还为此进了牢房。梁启超为救老师到处奔走，在一封给康有为的信里写道，现在官府无论怎样压制，也只不过像秦朝的焚书坑儒一样到了统治的末期，不久以后肯定会灭亡。两人关系密切，梁启超能说这样的话，说明康有为也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还有就是在1897年，湖南总督陈宝箴在长沙主持新政，兴办时务学堂，邀请梁启超过去任职。在梁启超从上海启程之际，康有为召集他们开会商量办学方针，据当时参会的一个湖南人回忆，最后会议决定要以“种族革命”为工作中心，康有为也同意了。

　　以前大家都不相信这些事实，如果把这一系列史料串起来作为证据链，就可以证明黄彰健早年的猜测是正确的，其实康有为早期是非常激进的革命派！

　　羊城晚报：那么，如何解释后期康有为拥护保皇、反对革命的行为呢？

　　赵立人：的确，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打着保皇的旗帜，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同盟会，但实际上这是政治策略的考量。康有为不愿和孙中山合作，首先是不想放弃他所谓“忠君爱国”的招牌，而且孙中山比他先开展革命，他要是也主张革命，只能排在孙中山之后了。

　　另外，在经济上康有为需要华侨的捐款，没有他们的支援在海外会寸步难行。当时的海外华侨在思想上都要求中国进步富强，进行改革，但大多数不主张革命，还有传统忠君思想。所以康有为打着皇帝“顾问”、“老师”的旗号，利用这个身份和地位很容易在华侨中筹款。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康有为在教育上的表现？

　　赵立人：除中国典籍外，康有为会给学生讲解他所知道的西方知识，介绍西方思想。在学堂里，学生能读到江南制造总局译述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外国传教士的译述。尽管这些知识和思想还比较肤浅，但在当时国人所办书院中实属难得，这为当时死气沉沉的中国教育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从这个角度看，万木草堂的教育是很新颖的。

　　羊城晚报：康有为当时在广东的影响力如何？

　　赵立人：其实康有为当时在广东的影响并不太大，尽管他在万木草堂有众多弟子，但在学堂之外他是很孤立的，因为当时整个主流社会很保守，康有为的思想属于小众的，与主要思想潮流不一致，所以他个人在广东的名声并不好，根本站不住脚。当时万木草堂吸引的都是有点叛逆的、有新思想的青年，他们做事高调张扬，也为外界所憎恨。康有为和弟子们的政治活动和影响力主要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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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