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商帮的沪上“生意经”

洞庭商人乡下老家厅堂

　　◆ 徐鸣

　　商帮，就是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亲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依赖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由亲缘关系扩展开来而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团体。在中国能够称得上商帮的商人集团并不多，且基本以省为单元，但能用县以下一两个乡镇命名为商帮的仅有一个，那便是洞庭商帮。

　　壹 进军上海

　　苏州市郊吴县境内太湖之中，居洞庭东西两山。湖山秀美，气候宜人，盛产棉花、茶叶、桑蚕、席草、花果等丰富的经济作物以及太湖鱼类养殖。岛上耕地极少，洞庭山民除了植桑、种果、养鱼，自古有外出经商传统。明末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贾。”洞庭周遭水运发达，既可将本埠缺少的外地粮食运进来，又能把畅销苏州一带的棉花和丝绸贩出去。至明清时期，“洞庭山帮”商人就以经营棉花、丝绸闻名吴、楚甚至南北各地，与赫赫有名的徽商、晋商并驾齐驱，称雄国内商坛。由于洞庭商帮精明能干，无物不营、无地不去，惯于削尖脑袋钻营，连无路可上的“天庭”，都千方百计去打通插一手，因此江湖绰号“钻天洞庭”。

　　鸦片战争前，上海已出现少数洞庭商人身影。1843年，上海因不平等条约被迫对外开放，洋商随之乘虚蜂拥而入，商业贸易从此繁荣，使上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各地商人纷纷抢滩上海，洞庭商帮更是捷足先登。

　　太平天国农民造反后，长江中下游尤其江南地区长年处于战争状态，难以进行正常商业运作。大批洞庭商帮逃往上海躲避战乱。遭受战火破坏的地区社会经济一蹶不振。但上海商业则在洋商扶植与推动下，畸形发展。洞庭商帮顺势而为，一个华丽转身近代转型，由原先活动于长江和运河沿线，移至通商口岸上海。民国初年，洞庭商帮在上海各行各业均占有相当地位，特别是洋行和外资银行。

　　贰 买办世家

　　上海曾是中国和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从草根金融组织钱庄到现代金融机构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组成庞大的金融体系和细密的金融网络。而操纵金融王国的正是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据统计，1874年至1949年的75年间，洋人在上海先后开设大小外资银行68家，执牛耳的分别是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以及美国花旗银行六家，业界通称为“六国银行”。但洋商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必须依赖中国商人作为中间人来代理商业活动，每家外资银行都聘请被称为买办的中国商人参与。

　　买办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状态下滋生的一种特殊职业，老上海叫“康白度”。其性质既是洋商雇员，又是独立商人，起“沟通中外金融、商业贸易桥梁”作用。近代上海担任买办的，先以广东人最盛，稍后浙江宁波人异军突起。不过属洞庭商帮最早，势力也不小。

　　洞庭商帮在洋行或外资银行当买办是沈二园开的头炮。上海开埠之初，沈二园即来沪经商，1860年前后，被新沙逊洋行聘为第一任买办。沈二园膝下无子，以外甥席素恒入嗣为子，改名沈吉成。沈二园死后，沈吉成继承其职。沈吉成故世，由其子沈志华继任。

　　但洞庭商帮在上海滩买办做得最出名的是后起之秀席氏家族。老太爷席元乐于太平天国期间就举家迁居上海。他与发妻生有二子，即席素煊、席素贵；续娶的沈氏是沈二园妹妹，也生有二子，席素荣和席素恒。自席元乐儿子起，席家便开始买办生涯，祖孙三代11人，加上席元乐几个女婿，共14人，形成影响甚广、极其独特的“买办世家”。席氏家族及其亲戚朋友，几乎囊括大上海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50多年时间，著名洋行和外资银行买办职位，包括在中国最有势力的英国汇丰银行担任买办长达64年。席家俨然成了“上海金融界和商界举足轻重人物”。

　　中国钱庄业向来有“父子相承，传为世业，旁及戚娅”传统。这种世袭制度被席家移植到洋行和外资银行中，绘制出一幅中国商业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多姿画卷：

　　席素煊，席元乐长子。老沙逊洋行司账和麦加利银行买办兼司账；

　　席素贵，席元乐二儿子，又名席正甫，是几个兄弟中最擅长生意的。先从汇丰银行跑楼（副买办）做起，后因业务表现出色，升任买办，把持该职位30年；

　　席素荣，席元乐三儿子。先在汇丰银行买办间跑腿，后任有利银行、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

　　席素恒，席元乐四儿子，过继给舅舅沈二园才改名沈吉成。新沙逊洋行买办；

　　席裕康，席素煊儿子。先任麦加利银行买办，再接替三叔席素荣担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8年后担任中法工商银行买办；

　　席裕成，席素贵长子。继承其父任汇丰银行买办；

　　席裕光，席素贵三儿子。先后任过宝信银行买办以及户部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

　　席裕奎，席素贵五儿子。先任大清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后任汇丰银行副买办、住友银行买办和有利银行买办；

　　席涵深，席裕康次子。先任中法工商银行高级职员，后转任瑞士商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办；

　　席德洼，席裕康三儿子。信济银行买办；

　　席德浚，席裕成次子。子继父业担任汇丰银行买办；

　　席德薰，席素贵二儿子席裕昆的长子。通商银行买办；

　　席德懋，席裕光长子。做过外汇经纪人，与宋子文共同开过公司。北伐成功，席德懋借宋子文光，进中央银行出任汇兑局和业务局局长、中国银行总经理。后来席德懋将女儿嫁给宋子良，同宋家成为姻亲，关系更密切；

　　席德炳，席裕光次子。担任过上海江海关监督及中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

　　尽管席氏家族显赫近代上海金融界，但古人谶言“富不过三代”依然有所灵验。席家最大一系、最早做买办的席素贵，任汇丰银行买办长达30年。他去世后由长子席裕成继任。1924年席裕成病故，次子席德浚出任汇丰银行第四任买办。席德浚虽说出身买办世家，却是个花花公子，标准的“富三代”，从小不务正业，终日寻花问柳，办事能力差。1929年在一枝香西菜馆因抗拒绑票被仇家枪杀。

　　叁 参与钱庄

　　钱庄是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因商品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式金融业，对民族纺织业起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早在乾隆年间，上海的钱庄已具备一定规模。

　　洞庭商帮于上海经营钱庄是在太平天国之后。起初为严家和万家。席家、王家和叶家均是后来者。他们的资本来源有所不同，其中万家主要靠经营洋布和典当业的巨额利润；而严、席、王、叶诸家族则主要使用在洋行和外资银行当买办时的收入作为开钱庄资本。因此凡是买办或多或少都曾涉足过钱庄业。

　　严氏传人严兰卿担任敦裕洋行买办后，在上海开设了6家钱庄，即镇昌、德昌、裕祥、久源、德庆，庆昌。

　　万氏前辈万梅峰早年在上海做白呢生意致富，自行开设恒兴洋号，再拿该利润办了多家钱庄。其子万振声又在上海、苏州分设钱庄数家，以信用闻名苏沪。后来不少同乡经营钱庄业者大多出于万家门下。

　　席家主要职业是充当洋行或外资银行买办，但同时也利用雄厚资金以及业务便利投资钱庄业。席家开设的钱庄主要有惠丰、协升、正大、慎益、鼎元、荣康等。

　　另外，洞庭商帮中的邱玉如，集资自创聚兴钱庄。嗣后又开设了大小钱庄四十家。他事无巨细一一亲自过问，声望日著，曾担任过钱兑业公会主席职务。

　　据不完全统计，洞庭商帮在近代上海至少开设或投资了85家钱庄，数量上仅次于绍兴商帮和宁波商帮。可绍兴、宁波是以综合七八个县的府为单位，而洞庭东西两山只是各一镇。若按府与镇的面积比例计算，洞庭商帮在沪上金融界所占份额惊人；在钱庄业中地位更是一言九鼎。当年上海滩流传这么一句俗谚，“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指洞庭东西山），还得忍一忍”，足见洞庭商帮的势力强盛。

　　肆 投资实业

　　洞庭商帮还实业救国，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力图打破洋商垄断局面。

　　丝绸生意是洞庭商帮老本行。大本营转移至上海后，经营这一行业的依旧不乏其人，且在上海丝绸界颇有地位和影响。洞庭商帮在沪经营纱布业者也为数不少，最早以此起家的有万梅峰。现在东山著名的雕花楼，就是靠在上海经营南公茂纱号发财并被推举为纱业公会会长的金锡之建造的。传说他为此楼共花费了黄金3741两。这一事实表明纱布业在那时确是非常赚钱的行当。

　　另外，叶明斎创建龙华制革厂和振华纱厂；邱玉如创办中国第一染织厂，且自织布匹，为上海钱业、布业界领袖；张紫莱开过多家呢绒织布厂，均获得成功；沈莱舟先后创办恒源祥绒线号、裕民毛绒线厂，并兼任恒源祥织布厂、恒丰毛绒厂总经理，所产绒线，质优价廉，不亚于洋货，在上海滩被誉为“绒线大王”；席德灿当过阜丰面粉厂经理；严敦俊与人合伙办过谦行电灯公司、康年保险公司；叶振民开办大同橡胶厂，专门生产和销售三元牌自行车轮胎。洞庭商帮创办的这些民族企业，对民族工业兴旺以及上海经济繁荣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的棉花业、米粮业、糖业、酱业、木材业、海味业、药材业、皮毛业、食用油业、杂货业、地产业等行业，也都活跃着洞庭商帮。

　　后记

　　洞庭商帮形成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地区，以老家苏州为依托，主要经营百姓生活必需品。他们善于更新经营理念与时俱进，并利用其“钻天”之术，不断打开新局面。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部分洞庭商人逐步向海外拓展，如今全世界五大洲几乎都留下“钻天洞庭”足迹。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