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规律中预言经济出路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携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现身广州

　　美国政府部门因为经济问题部分停摆，引发人们对下半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关注。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恰在此时推出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分享了他对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未来改革的判断与研究。

　　中国经济和历史的下一步是回到千年的往复之中，还是走出循环进入另一番天地？吴晓波通过对中国两千年经济变革的研究表示，“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规律，从而解答现代疑问。”

　　文/记者 吴波

　　图/Gettyimages提供

　　为改革寻找历史规律

　　随着中国2013年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公布，“中国经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7.6%的增长速度似乎预示着中国经济的疲软，而股市暴跌、经济增长不均衡、贫富悬殊等一系列问题，都仿佛在验证着IMF不久前的警告：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已刻不容缓！今天，人们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处发问：中国的经济将走向何方？是继续崛起，还是即将崩溃？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得出结论：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就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所以，需要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 ——这是吴晓波创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起点，也是最终目的。在本书中，他以时间为轴，在东西方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历数中国历史上的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并且“放弃了批判者的姿态，而更希冀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

　　此外，吴晓波介绍，他在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那些财政专家们对历史的影响：管仲带来了管制宏观的“凯恩斯主义”试验，他所带来的成功和副作用与世界在二十世纪的实验是一致的。商鞅则带来了计划经济和农业社会这两重遗产，并在短时期内使得秦国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最终摧毁了社会本身。王莽则是一个掉书袋的理想主义者。

　　王安石的变法凸现了在集权制社会中进行改革的困境：他的改革措施从逻辑上讲是行得通的，但是一落实到执行层面上就必然变味。然而，更令人感到扼腕的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从此人们不再尝试经济上的改革，而是以稳定作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于是，就有了明清时期的僵化和保守，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也最终让给了西方文明。

　　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吴晓波提供了基础性的判断：国有企业、土地与金融业这三部分的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是谨慎的、可分步骤的，并且是可以期待的。同时，中国的改革有可能因互联网、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等的崛起而脱离历史的藩篱，走向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未来。

　　对话吴晓波：

　　中国经济20年内超越美国

　　广州日报：您说在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时“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敬畏，只求寸进”，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吴晓波：创作一本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始于公元前7世纪、止于当下的2013年——的图书，很像是一次疲倦的长途旅行，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次智力与体力的考验。在闭门创作之时，我总有一种与古人对弈复盘的感慨，有时一起欢愉，有时一起快意，有时一起沮丧，也体会到了钱穆先生曾说过的“对古人怀有温情与敬意”的心境。

　　广州日报：为什么您说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崛起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

　　吴晓波：在历史上，中国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崛起，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广州日报：研究历代经济变革能为目前处于“后金融危机”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什么启示？

　　吴晓波：中国的商业界和政策的联系太紧密了，我们常讲“政商关系”，从研究历代经济变革得出的经济规律中，可以了解到，民间的繁荣与否、工商业的崛起或衰落，都在于国家政策的松紧。对于民营小企业来说，自身的抗打击力太弱，国家政策稍有异动，它的商业环境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民营小企业需要特别关注国家政策的动态，才能抓住发展机遇，做大做强。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