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农危机到精神分析

少数派报告

　　□何 晶

　　前不久，秦晖和陈丹青上了某时尚杂志的封面，微博上火了好一阵，该期杂志美其名曰“观念特辑”，主编在卷首语里说，因为秦晖先生对国企改革和私有化的看法，他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知识界的良心。知识界的良心，这个词用得实在太滥了，滥得良心的底线也搞不清到底在哪。秦晖先生确实是影响大众传媒话语的学者之一，他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往往成为主流媒体援用的框架，正因为此，他的论述成为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的主要关注和批评的对象，也由此展开了系列讨论。

　　这场讨论的直接背景是三农危机，《乡村与革命》汇集了吕新雨与秦晖论战的主要文章。作为真正有现实关怀的学者，不可能忽略城乡二元对立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危机的道路究竟是主流的全盘城市化，还是走另一种乡村建设？在爬梳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美国及俄国-苏联的农业现代化历程后，吕新雨指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伴随的是血淋淋的盘剥。她认为，秦晖把美国式道路解释为自由竞争的民主道路实在是“一厢情愿”，原因在于“美国拥有从印第安土著手中直接掠夺为国有的广袤而肥沃的西部土地，这种以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为前提的土地‘国有化’是美国式道路的核心”，“西部农业土地关系在这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最终确立的却是金融资本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因为土地贷款正是美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现代农业的秘密正在于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而这个过程依赖对农民的严重剥削。因此，当人们还在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状况作为“民工潮”历史进步性的证明，认为美国没有农民只有农场主的时候，吕新雨指出，这种说法抹杀了西部地区那些庞大的流动性、季节性的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窟中没有希望的失业者，他们都是失去家园的农民及其后代。

　　如果你读过那本让人血液沸腾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对这样的立场和逻辑应该不会陌生。谢谢我念大学时的启蒙老师，让大家跟她一起细读这本著作，我甚至认为，这本书应当作为“三观”教育的基础读物。《乡村与革命》的意义也在于此，它展现的是被大众传媒所遮蔽的另一个知识面向，它的底层立场和本土立场值得尊敬，这也是为什么伦敦政经学院的林春教授会说：“读过居高临下、霸气十足的秦晖的朋友，也一定要读清新雄辩、后生可畏的吕新雨。”

　　和农村问题相关的还有另一本书，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他是身边不少朋友的学术偶像。早前已经出版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就是我的手头工具书，论文必备，非常好使。《乡村与城市》中译本最近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在这本书里，雷蒙·威廉斯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论断和描述，对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中某些错误的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进行剖 析，集中驳斥了部分学者坚持的“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等缅怀旧日农村的观念，指出这些观念只是作者的想象。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部分作家作品，都显示出昔日的英国农村充满苦难，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城市不必然代表着进步，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复杂的问题。简言之，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正是这两者间的矛盾与张力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的危机。

　　相比较为小众的雷蒙·威廉斯，爱德华·萨义德算是热门的学术偶像。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的，谈论萨义德好像变得很时髦，从言必称福柯到言必称萨义德，偶像作为符号真是好用，《知识分子论》谈得很多，尽管对方也许连偶像的名字怎么写都没弄清楚。萨爷爷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如果他知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在当今中国指称的都是些什么人，不晓得会不会气得跳起来。

　　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了萨义德文化随笔集，第一本《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已经问世。在前言中，萨义德谈到他的文学批评观： “我的态度是把他们重新在历史上定位”，他同时还称赞雷蒙·威廉斯是个伟大的批评家，“他的学术成就和文学批评是根据他对伟大的文学作品和历史经历的即时联系及与之相关的各方面观察所得，而这种即时联系使得作品得以产生。”通俗简单地说，也就是威廉斯的批评是将文学作品放在历史的经历这个背景下来解读的，这也正是萨义德对文学研究的态度。在这本随笔集中，萨义德评介了齐奥兰、康拉德、奈保尔等人的作品，内容还涵盖了音乐、艺术、政治等方面，如果你是真正的“萨粉”，那怎么可能错过这本书？

　　还有一本姗姗来迟的民族志经典著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作者保罗·威利斯曾任英国基尔大学管理学院社会/文化民族志教授，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这本书写于1977年，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它帮助我们理解那一代投身于文化研究领域学者的拳拳之心，也帮助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失业群体。香港本土乐队MLA不是这样唱么：“一毕业就等于失业，一毕业就等于失业，七个月见左三十九份工，揾份工仲难过揾老公”。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这群城市失业青年称为新失业群体，而《学做工》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中国的新失业群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一个富有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的比较平台。”多说一句，可跟这本书参照一起读的还有早前出版的E·P·汤普森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顺便多介绍本《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世纪文景最近出了中译本，译者是资深翻译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蔡鸿滨先生。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是福柯的老师，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60年代在他达到理论生涯顶峰时，精神状态逐步恶化，1980年，他因为掐死了妻子埃莱娜进入精神病院治疗，治疗期间开始动笔撰写自传。虽然自传的真实性总要打点折扣，但这并不妨碍此书让你更了解阿尔都塞及其思想，以及当时的学界及社会氛围。

　　现实残酷又复杂，暂且转移一下视线，看两本跟精神分析有关的书吧。一本叫《红书》，一本叫《危险方法》。《红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这本书创作于1914年到1930年间，记录了荣格的梦境、幻象与精神追寻历程。荣格生前拒绝出版，直到他去世后近五十年才出版此书。

　　1906年，荣格开始把自己的论文寄给弗洛伊德，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他到维也纳作客，两人一见如故，连续交谈了13个小时，从此开始了他们在私人关系及学术研究上的友情。他们每星期通信，互相邀请对方来做客，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由于弗洛伊德的再三坚持，荣格当选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但没想到，1913年，两人彻底决裂，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第四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据说这次见面两人已相对无言。荣格也因此而脱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整整三年陷入“精神低谷”，甚至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

　　1913年后，荣格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一度备受幻觉折磨濒于崩溃，他开始从内心探索最深处的自我，将梦和幻象记录下来，整理成《黑书》和《红书》，《红书》是荣格日后写作的主要灵感，由此生发出一整套分析心理学理论。荣格曾于1957年谈到这本书：“我跟你谈到过那段岁月，追寻内心图像的那些年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光。其他一切皆发源于此。这本书就始于那时，在那之后的枝枝节节几乎无关紧要。我的一生都在阐释那些意象，它们从潜意识中迸发，像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在我的内心泛滥，几乎要毁灭我。这些已超出我的一生所能承载。后来只是一些外在的现象、科学的阐述与生活的融合，而包孕一切的神奇开端就在那时候。”

　　想了解荣格要读《红书》，想八卦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可看《危险方法》。在两人之间，有一个名叫萨宾娜·施皮尔赖因的女子，她是荣格的病人兼情人，又是弗洛伊德的同事兼密友，后来，她也成长为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精神分析师。作者约翰·克尔经过多年研究，在参考了深藏已久最近才得见天日的资料后，完成了这部作品，重新呈现弗洛伊德、荣格和施皮尔赖因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这种学术八卦实在太适合拍成电影了——2011年，大卫·柯南伯格根据《危险方法》改编的同名电影公映，演施皮尔赖因的是英国女星凯拉·奈特莉，也就是电影《赎罪》那个女主角，至于演得怎么样嘛，你看了就知道。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