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修行，思辨依然在继续

蒋昌建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严嘉 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谦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何小兰 SMG版权中心主任

他们，一战成名，曾是聚光灯下的焦点。

20年后，他们中多数人仍在“吃开口饭”，挥洒才华，但却变得更加务实。

人生是一场修行，思辨依然在继续。今天，通过网络，“金牌教练”俞吾金与他的门徒们仍在进行着思想的激荡，话题涉猎方方面面……

最佳辩手蒋昌建：

不会让输赢左右人生

■本报记者 龚丹韵

队友眼中的蒋昌建：绰号“老头子”，想法高深，有幽默感，平时懒散，关键时大放异彩。

穿着拖鞋、顶着花白的头发、一身休闲短打，蒋昌建坐在复旦皇冠酒店的三楼茶吧，窗外正烈阳高照，面前是一壶红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一贯不紧不慢。 ”

狮城舌战后，他的人生轨迹一直摊在大众面前：继续读书，留校任教，或以教授身份上电视，作为央视的特约评论员，担任电视节目《波士堂》的观察员。他离媒体依然很近。

1999年，蒋昌建去美国作访问学者。碰上了在那里留学的严嘉和张谦。冬天的一个周末，冷风嗖嗖，一帮复旦的校友，在严嘉和张谦的住处，吃着纽黑文 （耶鲁大学所在地）著名的披萨，聊天聊到深更半夜。时间晚了，蒋昌建就在一旁小睡。到了凌晨一两点，蒋昌建忽然醒过来道：“好，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了吧。 ”于是大家散场。

1993年狮城舌战时，有位叫蓝伟光的华人留学生守在电视机前看得津津有味，2011年时则成了新加坡辩论赛的赞助商，于是力邀蒋昌建担任评委。

坐在评委席，和做选手的心情截然不同。

“能够看出这十几年的变化。 ”蒋昌建这样点评，“选手越来越年轻，说话语速越来越快，经常出现网络语言，或接地气的词汇。唇枪舌战之敏捷，让我不能开一点点小差。 ”

单位时间内如此大的信息量，可苦了观众。现在的辩论赛到底是为了闭门锻炼选手，还是为了给观众欣赏？这是蒋昌建的困惑。

至今，他的邮箱还不时塞满了辩论赛的咨询。学生经常临时抱佛脚，比赛前夕匆忙发来求助信。连前因后果都不知，“蒋老师”只能提供宽泛的技术建议，并自嘲说：“我这儿不是辩论对策急救站啊。其实内容比技巧更重要。 ”

蒋昌建上课板书比较乱，喜欢提问，还会不定时点名。 “因为我从小不以逃课为光荣。 ”

除了教研活动，蒋昌建热衷于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比如给乡村教师做“沟通与说服”的讲座，参与崔永元“爱飞翔”、杨澜文化基金会的公益项目。

“我专业方向就是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的关系。 ”蒋昌建这样解释，“而且我喜欢付出不求回报的状态。 ”

当年的狮城舌战，未能动摇蒋昌建一贯的人生方向。其实他读大学时曾在房地产和贸易公司实习，业绩和口碑都不错，对方打算挽留，但是他拒绝了。一战成名后，央视询问他是否有意留在央视工作，他的回答依然是“想当大学老师”：“我一直喜欢大学单纯的氛围，喜欢大学老师的生活状态，可自由支配自我，科层制下的权力等级关系也没有那么明显。 ”

二十年后回首，狮城舌战对蒋昌建的意义在于：很难再有机缘碰到这样一个优秀的团队，聚齐了最优秀的学生、最德高望重的老师，从他们身上认清自我，了解自己在团队中扮演的角色。

“从此之后，我不会惧怕输赢，不会在意输赢，更不会让输赢左右人生。 ”

严嘉：这是碰巧才能有的非凡旅程

■本报记者 龚丹韵

队友眼中的严嘉：绰号“大家长”，宽容，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快乐，是联系大家的“纽带”。

久光百货对面的越洋广场、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35层会议室的窗外，可以俯视繁华的静安寺商业区。

严嘉如今正是这家律所的合伙人。据说也是这家国际律所首位从聘用律师转做合伙人的内地人。

“很多人以为我如今做律师，必然受到狮城舌战的影响，其实不是。而且我并非诉讼律师，用不着雄辩滔滔。”严嘉总结自己过去的20年，“就是一个复旦法律系学生走的典型道路之一。”概括来说，在复旦、香港城大和耶鲁读了十年法律，又在纽约、香港和上海做了十几年和跨国法律服务相关的工作。后来的人生，只有两段和辩论有关：在港读书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华语辩论队的编外顾问；在耶鲁时，被蒋昌建推作耶鲁大学华语辩论队的“傀儡”领队兼教练。纽约工作时，老外们更加不会知道他曾经如此出名。这就是一个普通留学生的异国他乡普通奋斗史。

以今日社会来想象，一战成名后，生活必然翻天覆地。可是严嘉说，复旦出版社前来洽谈书籍 《狮城舌战》时，第一反应是：居然还有人帮我们出书，这本书能卖掉吗？“我们只是被突然拉到聚光灯下闪了一下。 ”

他更有感触的是短短二十年，从不同方位见证了中国内地的快速发展。 1995年去香港，严嘉兴奋地对亲朋好友说，“这里有一个好东西，叫超市，你们一定要来看看。”而1996年初回沪，发现复旦边上已开了易买得，是他在香港从未见过的庞大。

上世纪90年代，律师事务所大多国营。严嘉如数家珍，从一所说到八所。他实习所在的三所，是当时唯一做涉外业务的市级律所。当时的概念里，律师主要做的就是诉讼。而现在合伙制律所已经多如牛毛，他也不用再三解释：“我做的不是替人消灾的诉讼，而是帮人发财的 ‘非讼’，比如公司并购、上市之类的法律服务。 ”

采访严嘉最大的感受是：三句话不离复旦。 “面对鲜花和掌声，没有迷失自我，因为我们在复旦。”“人生从巅峰往后走时，呆在复旦比呆在其他环境来得幸运。 ”

他如今连家也安在复旦附近。

尽管严嘉再三强调，狮城舌战与他当律师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那段经历 “让我对世界的看法更美好”。在正常的人生之外，在西装革履出入办公室十几年之外，还有那样一段奇妙感受，能够领会不一样的生命愉悦，这是一辈子碰巧才能遇上一次的非凡旅程。

“当绚烂归于平淡，心态更加从容通达”，严嘉说。

师生答疑

严嘉问：如何应对目前存在的执法选择性现象？

俞吾金答：其一，必须确立现代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尊严与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都无例外地处于法律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代哲学本质上就是法哲学，因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一切对象都处于法律关系中。

其二，必须培植普遍的法权人格。尽管每年都有数十部法律出台，但只要缺乏普遍法权人格方面的基础，法律就有可能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迫切需要制订规定个人（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民法，但至今中国只出台了《物权法》等分类法，尚未出《民法》总纲。

张谦：学术研究是辩论的延伸

■本报记者 陆绮雯 本报实习生 陈丽丹

队友眼中的张谦：绰号“自耕农”，特立独行，博学多才。

一个炎热的午后，张谦准时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只看过20年前和10年前的照片，我们一下子没认出他来，蓄着胡子，戴着眼镜，前额头发略显稀疏。用何小兰的话来讲：“当年的小阿弟现在变成沧桑男啦。 ”他也自嘲：“变化很大吧，头发都变少了。 ”

“我6月27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附近租了房子。家人、孩子和我一起回国，我安排孩子在国内上幼儿园，希望培养孩子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这次回来算是毕业后在国内待的最长的一段日子。”张谦现在的身份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今年6月，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回到复旦。谈及重回母校的感受，他说复旦“变小了”。 “原来在这里生活时，对很多细节都很关注。现在曾经留下很多记忆的地方没有了，细节不在了，校园有点陌生，所以就感觉小了。 ”

和张谦聊天，很快能感受到他讲话的语速很快，思路敏捷。张谦直言，这些“习惯”和20年前在辩论队的训练很有关系。训练培养了他严谨的逻辑思维，话语也更加简洁。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辩论队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在辩论队，张谦接触到了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学术兴趣和知识结构在训练中被重新塑造。原先计划毕业后去企业打拼，后来却一心搞起了学术。本科念的是理工科，到美国耶鲁大学，硕士读的是人文地理，博士读的是社会学。

“7月29日刚从贵州回来，8月3日要去甘肃、宁夏做为期两周的调研。 ”张谦告诉我们，他现在研究的课题主要围绕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农村发展等，因此，每年都会回国做调查，收集素材。虽然现在离辩论比较远了，但他始终认为“学术研究是辩论的延伸”。他说，在辩论训练中，他学会了接受不同的观点以及怎样说服别人，而写学术文章也是要说服别人，这仍是和读者“辩论”的过程。

说起自己这些年来的“变化”，张谦认为“自耕农”这个当年辩论队给他封的绰号仍旧恰如其分。他自认朋友眼中的自己——内向、孤僻、清高、超脱、不合群。加之生活在国外，对于国内朋友关心的事物和交往的圈子，他更像一个旁观者。他说自己最喜欢的状态就是leavemealone，leave you alone。

尽管是个“自耕农”，但张谦显然非常愿意和辩论队的队友们多交流。采访他的当天晚上，他就与严嘉以及当年耶鲁辩论队的队友们有约会。他坦言，刚毕业时，大家各奔东西，联络比较少，反而是现在，通信方式越来越丰富，网络上、手机上，和辩论队的队友们几乎每天都有交流，聚会也很频繁。他很享受的是，现在和队友间的交流再也不是一方必须压倒另一方的辩论，而是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了解彼此的想法，不强求达成共识，也不再需要哗众取宠的说辞。张谦透露，跟队友们一碰到就会不自觉地操练辩论队里练就的本领，彼此插科打诨，借机抬杠，妙语连珠，机智和幽默的火花不断迸发。 “我们数次建议蒋昌建到媒体上主持一档谈话类节目，然后邀请我们当嘉宾。我们之间的对话绝对要比一些电视谈话节目精彩多了。 ”

张谦说：“那时候，很多耶鲁同学和我们接触，都会说我们几个人很像。大概是因为我们在人生最可塑造的阶段，有着同样一段经历的原因吧。 ”

师生答疑

张谦问：如何理解当代学者以赛亚·伯林提出的 “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这两个概念？

俞吾金答：消极的自由的主要含义是，当一个人追求自由时，始终要牢记，自己的行为不应该妨碍他人对自由的追求。也就是说，他人的自由应该成为我的自由的界限。举个例子，假如某人拥有自己的私家车，但他在公共场合停车时很霸道，那么我们可以断言，这个人缺乏消极自由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一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同时应该尊重他人所拥有的同样的权利，并使他人权利的行使得以可能。

至于积极自由，就是某个共同体主动去做点什么（如倡导什么、颁布什么），以增进大家的自由。但积极自由是有风险的。比如，曾经给予个人写大字报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导致的结果，经历过的人都已经体会到了。所以，对积极自由的提倡必须慎之又慎，要从动机和效果统一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这些措施。

何小兰：人生的主题是“成长”

■本报记者 陆绮雯 本报实习生 陈丽丹

队友眼中的何小兰：一丝不苟，大气，自我要求高。

一袭黑色连衣裙，一头乌黑短发，加上黑亮的眼睛，当何小兰出现时，我们立刻感受到了“女强人”的气场。

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毕业后，何小兰放弃了保研的机会。她先是在上海东方电视台做记者，一干就是9年。后来在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公司）总编室做了5年。现在的她是上海广播电视台、SMG版权中心主任，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当年辩论队的经历没有直接改变何小兰的人生轨迹，但仍对她今后的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愈加明显。辩论队的集训教会了她怎样抓住主要矛盾，用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视角看问题。在训练期间，她广泛接触到各种知识，尽管当时没能立刻消化吸收，但积淀起来，在更长的岁月里回味、咀嚼，她至今对各个学科都很感兴趣。她说，在辩论队里学到了很多说服的技巧，从说话的表情、手势到逻辑、思辨能力这些至今受用。从表面上看，她能言善辩，但支撑这些的是实实在在的知识积累和阅历沉淀。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受过辩论队集训的缘故，影响还带给了下一代。 ”谈到自己和队友们的孩子，何小兰的眼神和语气里多了一份母亲的温柔：“我们的孩子都很聪明，反应很快，尤其在逻辑思维方面。 ”她告诉我们，严嘉的孩子非常聪明，从小就喜欢用脑筋急转弯问题考大人。而她自己的儿子在三四岁的时候，也表现出过人的思考力。他拧下玩具上的一颗螺丝，大人们夸他力气大，而他却说，不是他力气大，而是这颗螺丝松，因为他用同样的力气去拧别的螺丝却没有拧下来。当时，何小兰就对儿子说：“以后你一定能成为比妈妈更好的辩手。 ”

何小兰说，《狮城舌战》这本书一直在她的书架上放着，上面有队友和老师们的签名，她时不时拿出来翻翻。转眼20年过去，到了要出狮城舌战20周年纪念书册的时候，当年辩论队里的小妹妹也已到了不惑之年。何小兰把这次书稿里的写作当作又一次的人生小结。她说，如果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可以以 “勇气”为主题的话，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她的人生主题则是“成长”。

师生答疑

何小兰：个人的思维方式是否会在英特网背景下发生重大变化？

俞吾金答：当个人发表自己的见解或下判断之前，必须通过英特网，先检索相关的信息，做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工作。而选择需要眼光，眼光则来自哲学。对生活在英特网背景下的人来说，哲学的眼光和识见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再次，个人已经无法脱离整个世界背景，他已经成了地球村的居民；而作为网民，他已经融入英特网。这样一来，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上升为思维过程中本质性的方法，不再有比较方法与非比较方法的对峙。在地球村的时代，每个人必须熟悉多种文明和多种思维方式，并在比较研究中呼唤自己的灵感。

最后，简单性思维将被复杂性思维所取代。同一个信息会通过不同的视角呈现出来；同一个问题会有多种不同的意见被阐述出来。学会复杂性的思考，学会对多方面关系的把握，学会分析和推论，从而在思维上再现出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情景。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