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纲：没必要看任何指南

2010年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

1986年叶小纲在《湘女萧萧》外景地。

　　如何欣赏古典音乐？

　　独家专访

　　对叶小纲的采访在中央音乐学院大楼北京现代音乐节的办公室里进行，他是音乐节总监，11年前，他与自己的同学、指挥家胡咏言、小提琴家梁大南、先锋派作家、作曲家刘索拉一起创办了这个音乐节，引进世界顶尖的音乐家和乐团，同时也推出国内的乐团和音乐人，如今已成为世界知名的音乐节。办公室里杂物甚多，学生和同事穿来行去，成为我们对话的日常背景。匆匆从外赶回来受访的叶小纲很忙，但却一直平和而尽量深入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曾经的坎坷和如今的光环，让他的话语里，有着逝者如斯夫的自然，天凉好个秋的平静。他说，他的很多作品，就是在这个杂乱无章的办公室里完成的，而创作时，有时人来人往，有时更深人静。

　　文/本报记者 龙迎春

　　叶小纲其人

　　叶小纲，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他出生于音乐世家，其父叶纯之与李翰祥、胡金铨并称香港三大才子，一生创作了100多部音乐作品，1954年回到上海，之后又再度回香港，1997年去世前的遗作，未及配器，是叶小纲为他完成的。

　　叶小纲的作品覆盖了交响乐、舞剧、歌剧和影视音乐——从早期的交响乐《春天的故事》、《深圳故事》，到后来取材于屈原《九歌》的《楚》、《山鬼》，再到与马勒对话、采用了李白诗歌的《大地之歌》、《最后的乐园》、以霸王别姬为题材的歌剧《咏·别》，以及电影《人约黄昏》、电视剧《玉观音》的音乐，他有很多非常世界化的作品，如《冬》，如《地平线》，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委约创作，却深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雄浑浩荡的旋律里，始终流淌着温和与温暖。

　　音乐改变命运

　　大学生涯是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

　　广州日报：您其实很坎坷，少年时代正逢“文革”，到农村下放，大冬天下河挖河泥，回城后又在厂里当过六年钳工，即便在那样的环境里，都没想过放弃音乐吗？

　　叶小纲：音乐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就是你有干这一行的天赋，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心里非常清楚，只有搞艺术，做音乐，才能改变命运和人生。我自小就梦想以音乐为职业，展示自我，表达世界。“文革”期间，家里特别难，钢琴被抄走了，好不容易弄回台旧的，屋子窄，放了钢琴就没法站人，当时家人为了让我弹琴，只好到阳台上去做事。

　　广州日报：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没上钢琴系上了作曲系，考试作品据说只花了一天半就写出来了？

　　叶小纲：对，因为当时不在上海招钢琴系的学生，只招作曲系，我赶出来的作品叫《风景画》，肯定有些特殊气质，老师二话没说就把我招上了，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在上海招5个人，却有500人报名，全国当时预备招10个，但最后招了31个人，因为实在太多人了，整整十年，耽搁了太多。

　　广州日报：进校后您的专业似乎一下子就爆发了，1977年进校，1980年就去剑桥上亚历山大·戈尔的短期作曲班，1981年开了个人作品音乐会。是因为贫瘠太久所以特别努力吗？

　　叶小纲：也不是说特别爆发，其实5年大学的积累也是很长很丰富的，可以说沉淀很多，坦率地说，现在看那时的作品也不是很成熟，但当时整个文化太贫瘠，所以作品比较容易出来。那时学习条件很艰苦，没有空调冷气，夏天只能开着琴房练琴。我因为从小弹琴，所以会的曲目比其他同学多，那会儿我们楼道里、琴房里吹拉弹唱什么的都有，拉二胡《江河水》的同学，把整栋楼拉得愁云惨雾，跟旧社会似的悲；弹琵琶《十面埋伏》的，弹得到处都是刀光剑影，危机四伏。

　　广州日报：您曾在一篇散文里，将大学时光称为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那份灿烂，在今天看来，到底是什么？

　　叶小纲：我看自己大学时代的照片，眼神特别清澈，表情特别单纯。尽管那时很清贫，但精神上很愉悦，似有一条金色坦途通向遥远的水晶宫，那里最美的人生在召唤我。那时天空特别蓝，水特别清，洁白的云朵在天空中飞驰，心中荡漾着自己要写的音乐，这当然是人生最灿烂的时光。几天前拍音乐会广告，我拍出来的照片简直没法看，眼神那么忧郁，表情那么沧桑，装成功装幸福都装不出来，无法掩盖。这说明现实确实影响甚至伤害了我们每个人。

　　行走世界

　　不同的文化铸就了“叶小纲风格”

　　广州日报：学于北京，教于北京，也成就于北京，对您来说，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叶小纲：现在北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和奋斗的地方，充满荆棘、压抑和艰难险阻。说实话，一离开北京去中国各地，就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但北京在某个层面来说也是最佳的奋斗地方。当然，人生要分阶段，青年成年时在北京拼搏，成就感会更大；但到了我现在的年龄，所谓“功成名就”了，其实哪怕现在我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偏远山沟，安心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比如创作，整理旧作，写书，办学校，也会是更好的选择。我特别喜欢李叔同，他39岁去杭州出家，我也很想到类似那样的地方，躲开人群，安心开拓自己的内心。

　　广州日报：到山沟里办学校的计划有日程吗？能谈谈您的这个乡村学校梦及音乐教育对人的意义吗？

　　叶小纲：我知道机会存在，要看客观可行性和实行这一步的最终条件。其实教书还是要和人打交道，如果教最初最原始的音乐知识，不用太复杂，我很愿意。

　　广州日报：您童年和少年在上海度过，美国学习7年，父母家人后来又回了我国香港，这种多元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城市风格和文化，给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不同的影响？

　　叶小纲: 它会丰富你的经历和感悟，也造成自己艺术的多元化以及文化背景的复杂化，对艺术创作是极为有利的，我觉得自己的艺术成就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有广阔的文化背景，才形成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中的“叶小纲风格”。我的音乐创作，一般不会把个人情绪放进去，我把握音乐创作的规律，音乐有他自己的抽象走向，听众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愤懑的人、浪漫的人，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愤世嫉俗、对时代心怀不满的人。音乐就是音乐，她有自我的规律，她是美丽的、天真的、励志的，能滤去世间的尘埃，将撕裂的心胸抚平，缝合滴血的创伤，把人世间的悲催稀释，为绝望的灵魂重塑信心，让我们的心胸变得宽容与仁慈，它是永远鼓舞人心的一门听觉艺术。

　　广州日报：您很喜爱古典诗词，您的作品《临安七部》、《悲欢之歌》等均取材自古典诗词，在创作过程中文学是如何成为您的创作灵感，而音乐又怎样拓展了文学的内涵？

　　叶小纲：文字美和音乐美结合产生的价值无可估量。瓦格纳那些剧本，充满隐喻和深刻理性，如果没有那些激动人心的音乐，其哲学深意不可能被世界如此认知。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往往只能意会，并非每首中国古诗都能轻易为之谱曲，否则画蛇添足，因为诗的意境已达到极致。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的诗，涵盖阔大的心胸与空间，为这样的诗谱曲需要勇气。我要为这首诗谱曲，恐怕还要再清修十年。

　　温暖本色

　　生活中的不幸不会放到音乐中

　　广州日报：您谈到您父亲的时候说，他是个特别和善的人，所以他的音乐有一种格外温暖和温和的走向，那么，您的音乐走向是什么？

　　叶小纲：我的音乐比较温暖，不矫揉造作，完全本色与内心，这也是我的音乐能打动人的重要因素。尽管遭遇过一些不幸，但这些生活中的屈辱和打压我不会放到音乐中。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这个看起来乱乱的办公室里写的，写作的时候，有时人来人往，有时是深夜，一个人都没有，但丝毫不会影响我写作。

　　广州日报：音乐是抽象的，但我看您排练《大地之歌》的时候，跟乐队说，这里，你们要听到雪的声音，那里，要有树的声音，音乐其实也是具象的吗？很多听众都会极力去理解作曲家的意图，但其实并不需要？

　　叶小纲：音乐不像文字，不像电影，或其他视觉艺术，它是时间艺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是抽象的。观众用不着去看任何怎样聆听古典音乐的教科书，我觉得非常可笑，也很多余。观众听见什么，理解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你能感觉到音乐言之有物，能感受到异样的美，就足够了。

　　广州日报：但热爱古典音乐的读者也许更想找寻到一条通往作曲家心灵的道路，您有什么建议呢？

　　叶小纲：没有必要找通往作曲家心灵的道路。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谜，也是深不可测的宇宙。如果热爱古典音乐，比较喜欢哪个作曲家的作品，多听就是了，作曲家就是你的朋友。他的涓涓话语能抚慰你的心灵，那你已经走向他的内心。

　　广州日报：对演奏者来说，他们会不会因为不能完全通达作曲家的艺术思考而使作品减损？大提琴家王健曾说过，他每次演奏陈其刚《逝去的时光》都是对作者的进一步接近，却似乎永远都无法达到他的要求。

　　叶小纲：王健太客气了，这是优秀演奏家的极佳品质。优秀的演奏家能通过诠释把平庸、苍白而作势的作品的致命伤给掩盖掉。我非常热爱这样既出色又谦虚的演奏家。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