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楼·鲁迅·一九二七

▲白云楼内的老楼梯

白云楼鲁迅故居外景

位于越秀中路的鲁迅纪念馆前身——1906年的两广优级师范学堂（翻拍）

白云楼内鲁迅故居的老租户陈先生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演钦 陈荷 图/羊城晚报记者 郑迅

　　广州今夏沿袭了以往的炎热，但在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上的白云楼，却有一隅天然的阴凉，这片阴凉曾荫庇过文学巨匠鲁迅——白云楼二楼西侧的三室一厅，正是1927年鲁迅在广州的寓所。

　　于此，他完成了《朝花夕拾》、《野草》两部著作，写下了《可恶罪》、《小杂感》、《谈“激烈”》、《略谈香港》等30多篇作品。在此陪伴他的，不仅有挚友许寿裳，还有爱人许广平。

　　“晚餐后，鲁迅的方面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11时才散。客散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我已经起床了，见他还在灯下伏案挥毫，《铸剑》等篇便是这样写成的。”

　　这是许寿裳的回忆。

　　寻迹

　　故居仍存，精神安在

　　不少来访者吃了闭门羹

　　白云楼，这座建于1924年的西式风格建筑，今天看去，淡黄色的外观焕发着古旧的美，八角楼的圆顶更是将当时建筑特色凸现出来。一楼西侧的墙体里嵌着“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上书“白云楼鲁迅故居”，立匾时间为1985年8月27日。

　　在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从门牌号为“白云路5号”的门口进入，眼前变得黑暗清凉，没有灯光，在楼顶透出的微光下，可见楼梯间堆满了杂物。楼梯剥落得厉害，露出了钢筋。朱红的楼梯扶手看起来发灰，揩揩，还可以感觉到木质龟裂后的嶙峋。上到二楼后往右走，到尽头，便是鲁迅故居。

　　陈霆光是鲁迅故居的租客，这个屋子住过陈家四代人。陈霆光的父亲是邮政局职工，全家六口人挤在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随后因为白云楼里住客渐少，陈家另外租赁了旁边的房间，并将两间打通作为客厅，又在鲁迅曾经的书房——八角楼上分割出一个小阁楼，才形成了今天的样貌。陈霆光介绍，1955年自己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对这间房子感情非常深，一直舍不得搬。

　　“1990年时白云楼还是住了很多人的，当时邮电不分家，所以里面需要安置的职工很多，后来就渐渐搬离了，到现在只有3户人家住在这个梯间，三楼都已经空了。”

　　羊城晚报记者上到三楼，地面上连接着巨大的白色塑料管，一直通到楼顶。塑料管所经之处，渗漏痕迹异常明显。

　　陈霆光说，在他十几岁的时候，鲁迅之子周海婴曾经来参观过，之后这里便无人问津。直到近年来又开始陆续有人找上门“求参观”，但往往只能吃“闭门羹”。

　　附近白云路与东川路交界处，是鲁迅纪念园，建于2001年10月。园里镌刻了不少鲁迅在白云楼所写的名言，例如“老调子已经唱完”等。

　　鲁迅辞职中大，辞谢诺奖

　　鲁迅还在广州鲁迅纪念馆所在的原中山大学钟楼居住过。

　　7月24日下午，羊城晚报记者来到钟楼旧址。这里正在维修，不能入内。由于数年内均处于围蔽状态，钟楼外观稍显颓败。

　　广州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吴武林介绍，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之邀，离开厦门来到广州，担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7次主持召开了中大教务会议，开设了三门课程：《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同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钟楼是中山大学的办公楼。鲁迅抵达广州的第二天，在许广平、孙伏园的帮助下搬进钟楼二楼居住。著名作家欧阳山回忆：“鲁迅一来就把青年们吸引住了，他那一举一动，他的容貌、声音、外表，他的理发问题、抽烟、服装以及他著作的介绍，都成了青年人谈话的中心……”

　　1927年3月29日，辞职中大的鲁迅迁居白云楼。

　　1927年9月25日，鲁迅致信台静农：“瑞典人S托人来征询我的作品，要送给管理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S以为极有希望的，但是我辞谢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倘因为我是黄色人种，特别优待，从宽入选，反足以增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媲美了，结果将很糟。”

　　1927年9月27日，鲁迅离开广州。

　　保护

　　年久失修，频遭质疑

　　白云楼所在街道办的报告称，白云楼原是一座三层小楼，1985年邮政局加盖了一层，白云楼自建成至今一直为邮政局职工宿舍，现居住有31户约97人。鲁迅先生居住过的二楼套间长期有人居住。报告称，白云楼“存在安全隐患”。白云楼属民国时期建筑，因长年失修，建筑内部电线老化严重，大部分房间都存在渗漏，墙体也有剥落和破损现象。外墙临东濠涌的一面曾在河涌治理时由政府出资做了翻新，而另外两侧一直未做修饰，墙体斑驳剥落，楼内更是残旧不堪。

　　报告也认为，白云楼“频遭公众质疑”。鲁迅故居白云楼至今尚未对外开放，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楼西侧挂有文物保护铭牌，但没有任何关于鲁迅故居的指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却无门而入。

　　对话

　　林贤治：鲁、许的爱情发展于白云楼

　　2013年7月23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谈鲁迅在广州。

　　羊城晚报：能否介绍一下鲁迅从中大辞职的始末？

　　林贤治：顾颉刚是胡适的弟子，鲁迅认为顾颉刚属于“现代评论派”，政治上是支持北洋政府的；平时又是拉帮结派的人，非常鄙夷。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教书时，矛盾激化，发展到势如水火的局面。后来鲁迅来中大教书，顾颉刚也来中大，当时鲁迅表示过“他来我就走”。中大对鲁迅还是相当重视的，就说顾颉刚来不教课，最终鲁迅没有辞职。后来广州“4·15”大屠杀，国民党党部逮捕了很多革命学生、共产党员，学校方面没怎么出面保护学生，鲁迅为此出面争取无效后，就自己辞职。

　　羊城晚报：辞职后为何没有离开广州？

　　林贤治：这是出于鲁迅对当时环境的认识。国民党把广州当作革命策源地，当时已经有报纸说鲁迅是亲共的，如果一走就容易授人以柄了，所以鲁迅偏不走，不仅不走，他还主动写信给国民党在广州市的公安局，告诉他们自己住什么地方。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来是鲁迅在国民党上层还是有一些熟人的；二来是他确实也并不是亲共的。

　　羊城晚报：鲁迅跟许广平的关系在广州进展如何？

　　林贤治：1926年10月左右，未离开北京之前，两人的恋人关系就确定了。但是鲁迅的夫人朱安在北京，当时的北京，没有安放两人爱情果实的地方；而且，鲁迅当时是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所以两人离开北京。林语堂介绍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回到广州，鲁迅在厦门大学不到一年，就应中山大学邀请来广州任教。

　　两人在广州，后来秘密同居。我认为，广州是两人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这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所有关于鲁迅的书都说是在上海同居。许广平写了一个短剧叫《魔祟》，两人睡觉，一个魔在蚊帐上偷窥他们，里面有不少爱抚情节。有专家认为这是许广平作于鲁迅死后的纪念文，但我认为不是，这应该是少女初尝爱情果实的喜悦之情，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写的。《魔祟》里描写的地点，就应该是白云楼。里面描写到河涌，而白云楼旁边就是东濠涌，而且她描写的楼里的布置很像白云楼，而非上海景云里。在广州时，两人也有同居的条件：当时鲁迅3月份搬到白云楼，与许寿裳、许广平一块儿住二楼，“4·15”清党运动营救不成，3人一同辞职了，此后许寿裳离开广州，三房一厅只剩下他们两位。后来萧红信中问过鲁迅：“你什么时候结婚的？”鲁迅回答是非常暧昧含糊的：“两个人好了就好了。”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把这个事情含糊过去了。我的看法就是，两人事实上同居就是在广州开始的。当然，这是鲁迅个人的隐私，何时同居，过于纠缠时间问题也没有多大意思。

　　羊城晚报：您出版过著作《人间鲁迅》，将鲁迅定位于“人间”，这与这么多年来把鲁迅“革命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截然不同，而鲁迅后代周海婴、周令飞也一直致力于把鲁迅“人化”，您觉得这几年来这样的工作有成效了吗？

　　林贤治：这里有两个倾向：一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迅被片面地拔高、被意识形态化。强调鲁迅的伟大，但伟大在哪里呢？这个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方面来理解，鲁迅作品中人性的部分、同情弱者、对抗强权、对民主自由的追求都被抹杀了，这是几十年里的主流。

　　另一个倾向也是非常不好的，在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在学界提出所谓“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这种论调后，学界试图解构鲁迅，强调鲁迅被利用的方面，只把鲁迅当成一个工具和符号。而鲁迅富于生命力的思想，就从另外一个方向被抹杀了。我觉得鲁迅是坚持社会正义的代表人物，我们现在依然说正义。这是鲁迅的道德立场，这样的道德立场不是属于某一个党派的，而是属于人类的。

　　鲁迅代表的是人类的立场，他多次讲过，写东西是使得人类的灵魂相通，要“疗救国民的劣根性”。中国社会进步了多少，还可以商榷，鲁迅的时代跟我们现在的时代有何不同，从政治文化的方面去看，我们也可以分析。

　　周令飞：不认识被过度神化的鲁迅

　　2013年7月22日，羊城晚报记者电话采访了鲁迅之孙周令飞。

　　羊城晚报：您有听长辈说起祖父在广州的故事么？

　　周令飞：没有太多的印象，我的祖母（许广平）是1968年去世的，那时候我才15岁。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再往前，我又很小，所以没有机会说这些事情，但我有一些零碎的记忆。比如祖母在北京担任国家职务时，父母周末才回家，我和祖母在家里吃饭，饭菜常有广东口味，比如煲汤、蒸饭里加腊肠、吃淡菜，等等。我还清晰记得小时候家里常做萝卜糕的情景，逢年过节都会做很多，我还帮着用小石磨磨米，那时候算是打牙祭了。“文革”的时候可读鲁迅，其他书都不让读，当时比较乱，各个单位搞运动，家里气氛凝重。听说当时有好几位祖母在广州的亲戚挨整，写信求救，祖母也无能为力。

　　我去过广州很多次，最早是上世纪70年代，2000年后陪父亲去过二次许地、白云楼等。我对广州的感情来自于对祖母的感情，祖母从小带大我。祖母去世，我把情感转移到了广州，所以我每次到广州都感觉特别亲切，那种氛围、饮食习惯等等，我很习惯，很喜欢，每次都勾起我对祖母的怀念。

　　羊城晚报：据说鲁迅来广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您的祖母许广平，因此有人说在广州的岁月是鲁迅最浪漫的时期。传言说鲁迅到广州的时候，有去许地摆喜酒，但有人反对说，许家从未正式接纳鲁迅作为女婿，哪种说法是真的？

　　周令飞：没有摆过酒吧。当时鲁迅和许广平自北平分别到厦门和广州去，他们希望到另外的地方去发展感情。鲁迅在北京临走的时候，说两年以后大家有了经济基础再考虑在一起。去上海之前，甚至到上海以后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对外公开关系，所以怎么可能在广州摆喜酒呢？据我所知，他们是在上海才最终公开身份的。

　　祖父离开北京到厦门任教，随后到广州与祖母汇合，这段时间被很多学者称为最浪漫的时期，除了多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还有他们密切的通信情书。他们是在热恋之中，通信数十封，很多甚至是前信还没抵达，后信又追了上来。热恋之中的人是最浪漫的。据说许家对他们的交往并不是太清楚，也没有所谓的接受不接受，因为祖母回家很低调，恋情当时并没有公开，还很隐秘。我不知道广州许家是否清楚是否接受，只知道祖母当年是逃避包办婚事而离家到天津读书的。

　　羊城晚报：有无具体时间、具体事件让您“在某个时空与鲁迅相遇”？

　　周令飞：读书的时候，我也认为祖父是一个严厉、不苟言笑、让人望而生畏的人，因为教科书里的杂文和严厉的鲁迅美术作品。然而，当突然有一天我父亲告诉我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他很喜欢开玩笑、喜欢恶作剧，当时我受到了震动。父亲的一个个小故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祖父的看法，而且我开始确定我过去所有的一切想法都是错的。从那天开始，我开始寻找结论，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

　　羊城晚报：这个时间是否是您父亲想走到台前的时间？

　　周令飞：父亲真正下决心走出来是在2000年以后，最初他撰写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再有就是2006年《鲁迅是谁》那篇文章的发表。我们以前给自己定的最低底线是“我们不能给鲁迅抹黑”，后来变成了真正站在前台，大声说出“我不认识现在这样的一个被过度神话的鲁迅”，这个转变是非常巨大的。

　　羊城晚报：您与父亲创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您的这个文化中心，会推动广州鲁迅、许广平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吗？

　　周令飞：有，几年前许地的保护计划是父亲领衔我们参与其中的，但是当时我们这个民间组织的力量十分有限，又面对无数困难，束手无策，后来无疾而终了。但这件事必须要推动。还有广州鲁迅纪念馆，它是广东省博物馆下设的一个单位，前几年生存十分窘迫，父亲和我就给各方写信，希望能够使之独立建制。甚至在父亲去世前一年，还给全国政协写提案，希望广州鲁迅纪念馆可以独立建制。今年4月份，我收到通知说，父亲的提案经过二十几个委员联署，终于获得了广东省的批准，如今广州鲁迅纪念馆已经独立建制了。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