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风流散 人间遗恨长

张伯驹与潘素 照片均由楼开肇先生提供

展子虔 《游春图》（隋） 张伯驹 捐赠

陆机 《平复帖》（晋） 张伯驹 捐赠

本报驻京记者 王烜

【人物简介】

张伯驹 （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冻云楼主、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著名书画鉴定家、收藏家、京剧研究家、词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因身出名门，多才多艺，儒雅风流，被时人与袁寒云、溥侗、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1937年正月，北平隆福寺街福全馆传出了余派老生的唱腔。而须生泰斗余叔岩并非台上的孔明，他与杨小楼、程继先、王凤卿三位名伶甘当绿叶，陪一位票友唱《空城计》。这场本为自娱的演出，作为佳话载入了戏曲史册。1956年7月，文化部长沈雁冰颁发一纸褒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赠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现存最古的墨迹 《平复帖》，能进入故宫博物院珍藏，也多亏了那场堂会的主人。这是一位不世出的奇人、怪人，书画、诗词、戏曲三个领域皆造诣不凡。有人说他荒芜正业，有人赞他傲视王侯，他则依然故我，笑骂由人。这份潇洒与通脱，为后人留下了谈资。他，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

关于“民国四公子”的说法，版本不一，但袁寒云和张伯驹入选，允为公认。因二人均属中原子弟，且别号中都有云字，又有“中州二云”之称。所谓：“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张伯驹从小过继给伯父张镇芳，7岁入私塾，9岁能诗，享有“神童”之誉。成年后，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其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生性散淡的张伯驹厌倦军旅生活，便不顾双亲和众人反对，褪下戎装。1927年起，张伯驹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虽有这般头衔，张伯驹真正的职业仍就是玩。诚然，他玩出了风雅，玩出了学问，玩出了气节。这样一位玩家，在刘海粟笔下是“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那年海上花正开

提及张伯驹，不能不提他的神仙眷侣潘素，他们的恋情上映地就在上海。

“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嵌入“潘妃”二字的楹联出自张伯驹之手，这是他与潘素初见时留下的辞章，那一年潘素刚刚19岁。其父潘智合乃纨绔子弟，家产被其挥霍一空。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其卖入欢场。潘素弹得一手好琵琶，人们称其“潘妃”。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结果就撞上了“潘妃”。惊鸿只一瞥，爱到死方休。初见潘素的张伯驹，惊其为天人。一位叫臧卓的国民党中将，已和潘素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孰料半路杀出的张伯驹，一下折服了美人心。潘素要悔婚易嫁，这可惹恼了臧卓。于是臧卓把潘素软禁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张伯驹不惜屡险，在友人帮助下，成功带走潘素夤夜北归。这便是当年轰动上海滩的社会新闻：一品香夜半抢“潘妃”。

张传綵是张伯驹和潘素的独生女，年过八旬的她坦言，对父母结合的事并不清楚。“从小家里有规矩，孩子不能过问大人的事，他们也从来不讲这些。但是我父母的感情好却是真的，父亲对母亲的呵护是令人羡慕的。”在张传綵记忆中，公子张伯驹会为潘素亲手煮咖啡，全力支持潘素的绘画事业。结缡后，潘素的潜能被张伯驹发掘出来，终成一代女画师。张伯驹填情词颇多，但异于袁寒云，他的情词只为潘素一人而写。潘素也成为陪伴他走完一生的女人，无论繁华抑或蹉跎。潘素生日，张伯驹写下：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二人结合40年后，张伯驹与老妻暂别，依然有款款深情的《鹊桥仙》相赠。“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浦江遭绑，北平典房

张伯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曾写道：“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镇芳去世后，张伯驹成了一家之主，可以自由支配财产。但当他拿一所大宅院换来一张轻飘飘的字画时，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母亲免不了唠叨、抱怨。家族之中，更有人斥责他为“败家子”。除了家族的压力，让张伯驹更痛苦的，是有时不得不眼看着国宝流失国外。他后来回忆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

为了留住一件国宝，张伯驹时常历尽艰辛，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他的收藏生涯中，最复杂曲折的经历，要属与《平复帖》的缘分。此帖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有“墨皇”之称，曾为宋徽宗收藏，此后多次转手，清朝成为雍正孝圣宪皇后的嫁妆，死前赏赐给儿子成亲王，成亲王曾孙载治去世时，其诸子皆幼，恭亲王被指派为监护人。大约在此时，恭亲王乘机将《平复帖》据为己有，后来就传给了他的孙子溥心畲。上世纪30年代中叶，湖北一次赈灾书画展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平复帖》。因之前溥心畲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买去，流转到英国。张伯驹担心《平复帖》重蹈覆辙，急忙托朋友和溥心畲商量。溥心畲开价20万大洋，张伯驹根本拿不出。第二年，张伯驹又托溥心畲的挚友张大千致意，表示愿意以6万大洋收藏《平复帖》，但溥心畲仍执意要20万大洋。这年春节前，溥心畲母亲去世，急需大笔的钱。幸运的是，张伯驹此时正在北京，经傅增湘从中斡旋，双方商定了4万大洋的价码。张伯驹对此大为快意，“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然而，在动荡的年代，拥有《平复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张伯驹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但歹人最终没有放过他，1941年被绑架。绑匪狮子大开口，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伯驹搞收藏跟别人不同，他是只进不出，收藏的都是珍品，一旦到手，决不出卖赚钱。如此一来，家里越来越空，根本拿不出那么多赎金，而绑匪后台竟是上海滩的杀人魔窟——汪伪76号总部。出于种种考虑，银行方面也拒绝帮忙。

万般无奈的潘素设法与绑匪沟通，得到看望丈夫的机会。张伯驹悄悄告诉潘素，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 《平复帖》，“那是我的命”。就这样，一直僵持了八个月，绑匪看实在要不来那么多，就答应降价，张家以20根金条了事。此后，张伯驹将该帖缝在衣服夹层，须臾不离身，悄悄运送到西安。

购买《游春图》，也是艺苑美谈。《游春图》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溥仪出宫时，被携至长春。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游春图》存于古董商马霁川处，便提出收购意向。马霁川开出800两黄金的高价，张伯驹当时已负债累累，无力筹措，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隔几日得消息说经费不足，他只好先赶往琉璃厂，在荣宝斋等店里将此事公之于众。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最后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的宅院出让给辅仁大学，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购画，不料马霁川提出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张伯驹无奈卖掉夫人首饰，才将国宝护住。

这两件事被收藏界看成“二希合璧”。而李白的《上阳台帖》进入故宫，也与张伯驹有关。1953年大年初一，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给张家送来火腿、糕点、白酒等四色礼品，张伯驹感激万分。“君赠我以木瓜，我还君以琼瑶。”张伯驹把自己珍藏的唐代李白手书《上阳台帖》回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称：“连城之宝，不敢归诸己手。”将它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在张传綵眼中，父亲从没用金钱去衡量艺术。“他是这样想的，这是历史文物，我们中国人应该是把它留给子孙后代。虽然这个东西是我买的，但是不能为我个人来欣赏。要为子孙后代来欣赏，知道伟大的祖国，她的文化是什么，艺术是什么。”

一出戏罹祸，一幅字复起

在张伯驹的眼睛里，艺术是纯粹的，不能有半点杂质。

除却书画，另一门令张伯驹倾注毕生的艺术是京戏，他以爱戏享名，也因爱戏遭难。上世纪50年代初，戏曲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改戏、改人、改制，让漂泊江湖的艺人脱胎换骨。在张伯驹为京剧的前途忧心忡忡时，一个消息振奋了他。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传出信息，“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张伯驹觉得该有所作为了。为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开办戏曲讲座，举行义演。张伯驹从纯艺术角度考虑，选择了三出剧目，意在让老艺人的绝活重见天日。

问题就出自剧目上面。张伯驹选的三出戏分别是《宁武关》、《祥梅寺》和《马思远》。《宁武关》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拿不动《宁武关》的。《祥梅寺》是丑行的开蒙戏，舞蹈身段实在漂亮。从艺术上看，张伯驹的选择是大家风范，但他全然不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物？还有《马思远》。《马思远》，一名《海慧寺》，清末实事，是一桩因通奸引发的凶案。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张伯驹找到擅演此戏的筱翠花，二人一拍即合。

当时《北京日报》披露了这一消息，并说报社接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然而，当天下午，研究会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解禁，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张伯驹不认可这样的决定，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竟说了这样一段话：“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后来，有关方面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仍不满意。经此一番周折，张伯驹成了文艺界第一个右派。

上世纪60年代初，经陈毅推荐，张伯驹与妻子远赴吉林博物馆任职。吉林省地处关外，藏品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比拟。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当时吉林省委某负责人对吉林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甚为抱憾，张伯驹闻言又捐献了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至此，这位书画第一藏家片纸皆无。

1967年，张伯驹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到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年近古稀，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风雪夜里，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原有的住房变成了大杂院，夫妇俩靠亲朋接济勉强度日。1972年，患难之交的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他挥泪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被悬挂在灵堂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被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赞写得好，并询问撰联者为何人？于是，“黑”了3年的张伯驹，正式落户北京。

冬去春来，获得平反昭雪的张伯驹变得异常忙碌起来。他想为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1982年正月，张伯驹突然患病被送进北大医院。2月26日，乘鹤西游。

最后的公子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1961年初，张伯驹即将出关之际，陈毅送来这首诗以壮行色。张伯驹一生结识显宦无数，但在他眼中只有朋友和知音，多么耀眼的外在光环，张伯驹都视而不见。当年，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督抚华北，辖区内几个市长出缺，宋哲元让张伯驹随便挑选一个赴任，张伯驹听闻掩耳疾走。对于达官显贵的骄横，他也不惧嗤鼻冷齿。抗战期间，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为来西安造访的蒋经国举行宴会，张伯驹应邀作陪。他看不惯蒋经国的“太子爷”做派，鼻子里哼出一声：“黄口小儿，何德何能，在此坐大。”蒋经国含怒询问祝绍周：“此人何方神圣？”不待祝绍周为他打园场，他倒抢先自答：“昔日四大公子，今日一介草民，中州张伯驹是也。”

抗战胜利后，古董商郭昭俊把《三希堂法帖》送给宋子文。宋子文大喜，指示故宫博物院以十万美金买下郭昭俊非法占有的古瓷器，并任命他为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张伯驹闻讯，挥笔写出《故宫失散书画见闻记》。宋子文闻言，不敢再留《三希堂法帖》，忍痛将原物奉还，由中南银行保管。

身处逆境，张伯驹从来也是坦然视之，好像一切于己无关。张传綵记得，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让他们划清界线，自己感觉不服。可是张伯驹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我会原谅别人。只要我自己没有亏待党。”

与人交往，张伯驹总是表现得不亲不近，但又常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张家与袁世凯是姻亲，但始终没什么来往。“眼看着他起高楼，眼看着他宴宾客，眼看着他楼塌了。”昔日的“大太子”袁克定落魄之际，并不熟络的张伯驹找上门来，把他们夫妇接到自家供养，直至天年。在王世襄记忆中，自己当初为研究《平复帖》造访张家，张伯驹一开口吓了他一跳。“在这哪能看得完，拿回家看去。”千金不换的国宝在王世襄家中放了一个多月，他才得以写出《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在周汝昌记忆中，张伯驹从没说过狂话，毫无狂气，温文尔雅。

公子哥在人们的印象中，不是一个完全的褒义词。当下，“X二代”屡屡挑战底线，富家子弟成了社会痼疾。但张伯驹的存在，让公子的另一种含义，得到了诠释。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生前最后的住所，如今已被改造为“张伯驹潘素纪念馆”。张传綵说，自己开办这个纪念馆，反对的声音很多，但坚持这样做，就是想守住父亲这种精神。“有钱的大少爷多少人吃喝玩乐，为非作歹，在那个时代我父亲没有像他们一样。他一生都追求高雅的品位，高尚的品格，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还需要这样的公子哥？”

记者在穿越的恍惚中，拟就此文。停笔掩卷，泡上一盏香茶，听着余派《二进宫》的录音，这段词似乎是为张伯驹所作：弹一曲高山流水琴音亮，下一局残棋消遣解愁肠。写几幅法书精神爽，巧笔丹青悬挂草堂……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