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雄才：雄心报国 才智育人

罗雄才教授

1984年11月，罗雄才夫妇在中山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大会留影。

“孕育”纪念雕塑。

罗雄才抄录王维诗赠日本名古屋大学柘植新教授。

　　■学人名片

　　罗雄才（1903－1993），男，汉族，广东兴宁县人，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受父亲道德品格的影响，罗雄才从小立志报国，东渡日本留学11年，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罗雄才一直心系教育，引进国外先进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理念，先后参与创办多所广东高等学府并担任主要领导，是广东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培养了大批教育和科技人才，为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聪明才智。1952年罗雄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5至1993年间，担任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常委，民盟广东省委会第三、四、五、六届副主委，第七、八届主委等。他先后被选为广东省第一、二、三、五、六届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及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93年11月2日，罗雄才教授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1岁。

　　核心提示：

　　罗雄才生于1903年，时值清朝政府极端腐败，中华民族陷于灾难深重的时期。罗雄才怀抱科学救国志向，负笈东瀛。他以优异成绩从日本最优秀的大学毕业，进入著名的理化研究所从事研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挑衅中国时，他义无反顾地终止自己如日中天的学术研究，回到祖国，矢志不渝走科学强国道路。他亲自参与了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的设立和发展。抗战期间他为保存中大工学院以及抗战胜利后为国立中山大学复校工作均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初全国院系调整，罗雄才主持了一系列繁琐复杂的行政管理工作，是华南工学院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华南工学院的发展、创建华南化工学院和加强中山大学理科建设，建立多层次教育等方面建树良多。罗雄才是华南地区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开拓和发展。

　　立志报国 求学东瀛十一载

　　罗雄才的父亲罗望周是一名爱国志士。罗雄才两岁时，父亲不幸染病，临终前留下遗嘱，希望罗雄才能够继承遗志，长大后报效祖国。母亲深明大义，独自挑起抚养和教育罗雄才的重担。由于家境贫寒，罗雄才十岁进入正式小学。不幸的是，母亲在罗雄才11岁时染上重病离世。罗雄才谨记父母遗愿，发奋学习，16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兴宁县立中学毕业。

　　“五四运动”所提倡的争取自由民主和科学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青年时期的罗雄才。1920年秋，在堂叔罗健瞻的全力支持下，罗雄才负笈东瀛求学，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日语和其他课程。1922年，罗雄才考入日本高等学校中最著名的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预科班，并取得中国政府庚子赔款公费资助。一年后，他以预科班第一名成绩毕业，升入“一高”理科班。在“一高”的三年里，罗雄才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大学本科教育。192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日本最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化学科（即化学系），成为该科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学生，他师从有机化学权威松原行一、久保田勉之助、柴田雄次、水岛三一郎、片山正夫等许多日本一流大学教授，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化学专业知识和实验手段。

　　1929年，罗雄才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由于他的突出表现，校方特邀他坐到前排化学系主任旁边，大家称赞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人”。随后，罗雄才进入当时代表日本最高科技水平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从事研究。罗雄才是全所唯一的中国学者，他的研究主攻方向为化学反应催化剂，曾在日本和欧洲的著名化学杂志上发表过四篇论文。罗雄才非常留意科学新进展，他通过自制模型介绍了最新发表的多位催化理论，使大家深受启发，进而使所里的有关研究有所飞跃。

　　在日本11年的求学生涯，罗雄才凭藉出色的学业成绩，对先进科技的灵敏嗅觉，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以及对人谦逊诚恳、豁达大度的优秀品格，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广泛结交中日朋友，他考察过许多地方，较全面地了解日本的状况。罗雄才深切体会到，中国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工业，才能立足世界强国之林。

　　1931年春，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一系列辱华事件令罗雄才义愤填膺，他决意离开日本回国效力。理研和帝大的老师都为他甚为惋惜，一再劝说他留在日本会更有成就。但罗雄才立志振兴中国和科学救国的决心从未改变，他谢绝了日本师友的挽留，毅然辞去在理化学研究所的工作。

　　临危受命 历经坎坷建中大

　　1932年2月，邹鲁复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决定在石牌建立新校区，并将学校定位“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鉴于工科关系国防及实业对当时中国前途影响甚大，中大决定设立工学院，并召集24人成立筹备委员会，年仅29岁的罗雄才教授是最年轻的委员之一。满怀对未来中大工学院的憧憬，罗雄才欣然接受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从1933年工程施工开始，罗雄才除在广州文明路旧校区授课外，全力以赴投入建校工作中。他经常要步行几小时往返于市区和石牌，参与了全部工程中与工学院及部分附属机构和项目有关等方面的指导以及工程施工的监督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在原来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中大建起了作为石牌校区地标的、以湖滨路为中心的几栋极富特色的高质量教学楼和一批教工学生宿舍，新修公路五十多华里。1934年7月5日，中山大学工学院在文明路旧址成立，10月，工学院全部迁入石牌新校区。

　　抗战期间广州沦陷，中大被迫西迁。罗雄才教授随校经越南迁云南澂江，后返迁粤北坪石。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罗雄才联合兴宁各界共同争取在兴宁设立工业学校。1942年夏，广东省政府批准在兴宁设立“广东省立兴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工校），委派罗雄才为校长。这是抗战期间中国东部唯一新创立的大专以上的学校，建校费用高达220万元，其中大部分费用都是罗雄才号召下筹得的各界捐款。在此期间，罗雄才一直兼任中山大学教授，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坪石—兴宁之间。抗战后期，日寇再次进犯粤北，在中山大学师生颠沛流离撤往东江地区的紧急关头，罗雄才将中大师生迅速在兴梅地区安顿下来。1945年3月上旬，广东省府与中大校方商定在兴、梅等县设校复课，并任命罗雄才为中大工学院院长。

　　日本投降后，中山大学成立复员委员会。罗雄才任复员委员会工程组主任，率领中大工学院师生员工从兴宁返回广州石牌。看到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美丽校园遭到如此严重破坏，罗雄才心痛之极。

　　1948年夏，鉴于罗雄才出色的行政能力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精神，中大希望聘他出任学校总务长。出于对中大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罗雄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接受了重担，为战后校园的修复、重建以及其他校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初期，有些人对罗雄才在广州解放前夕当过总务长旨在保护中山大学的努力没有正确解读，在调整中山大学领导层时各方意见不一致。从1950年至1951年，罗雄才没有在临时校务委员会担任行政职务，他期盼能够像其他教授一样，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

　　1951年8月，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代表广东省文教委员会“三顾茅庐”，力请罗雄才出任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全面负责学院的行政及教师管理工作，并为即将进行的院系调整做筹备工作。为顾全大局，罗雄才决定不计个人得失，受聘为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

　　1962年9月，罗雄才调任中山大学以加强该校理科建设。1963年5月20日，罗雄才接到由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国务院任命书，任命他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到校后，他从实验室建设、学术交流、科学讨论会、科研成果展等方面加强理科建设，并亲自主持建立了包括光学、生物学、高分子科学等四个高级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水平当时在国内均属领先地位。

　　1963-1966年，罗雄才在中大主持了两次科研成果展览会，吸引了多名校外来宾参观，科研展成为随后的全国高校科研展览会的预演。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山大学的理科建设得到教育部的充分肯定，1966年中山大学的科研经费获得大幅增加，这是文革前中大理科发展最顺利的时期。

　　1966年下半年，“文革”爆发，罗雄才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身心伤痛，始终保持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忠诚。1971年底，罗雄才正式恢复所有的职位和待遇。

　　创办华工 院系调整注心血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罗雄才受命担任新的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筹备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征求各方意见后，罗雄才提议将学院定名为“华南工学院”并得到上级批准。他是华南工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并亲自主持拟定了《广州地区筹设工学院基本草案》。这个草案详细论述了筹建华南工学院的具体内容和步骤，成为后来筹建华南工学院的指导性文件。11月17日，罗雄才在工学院体育馆华南工学院成立大会上作了筹备工作报告，后来该日被定为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成立纪念日（即“校庆日”）。

　　华南工学院成立前后的院系调整工作相当艰巨和复杂，大批教师、学生及仪器、设备、图书等需调入或调出。调入的八十多名教授、大批教职工和二千多名学生来自十多个学校。罗雄才主持了大量繁琐复杂的工作，顺利完成了涉及广东、湖南、广西、湖北、江西等省的院系调整，确立了华南工学院的基本架构，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开展了一系列奠基性工作。罗雄才以大局为重，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尊重来自各地的专家教授，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各项工作尽快走上正轨。1955年5月31日，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国务院任命书，任命罗雄才为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早在华南工学院成立之初，罗雄才根据广东的战略地位和华南地区的资源特点，就在化工系设置了造纸、制糖、硅酸盐、食品、工业化学、橡皮、食盐电解等多个专业小组，形成了国内大学中化工实力较强的优势。为了满足广东化工行业日益发展的需要，1958年，广东省委决定成立华南化工学院，罗雄才被任命为院长。面对时间紧迫、经费缺乏和校舍严重不足的现实，罗雄才和其他几位校领导成员克服重重困难，把学院如期创办起来。此外还增设了酸碱、化肥、燃料、有机合成、纤维素、微生物、塑料机械等实用专业，广东的化学工业教育进入新的局面。

　　1962年，化工部指定罗雄才为全国化工统编教材总主编，这是对华南化工学院在教材建设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短短几年内，华南化工学院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化工和轻工业急用的技术人才。同年，根据当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部要求华南化工学院与华南工学院重新合并，校名仍为华南工学院。

　　1973年，罗雄才教授被任命为广东化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再次返回石牌。1978年，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合并，并恢复华南工学院校名，罗雄才被任命为华南工学院副院长。罗雄才率先提议并经国家教委批准后，组建了全国大学里第一个材料科学研究所——华南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为该校的材料与工程一级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才智育人 成绩斐然促交流

　　1931年9月，日本留学归来的罗雄才被国立中山大学聘为理学院副教授，他的到来大大加强了理学院化工教育的力量。同年10月，中山大学增设土木工程系与化学工程系，理学院改为理工学院。次年1月，罗雄才被聘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教授，从此开始了他长达62年的教授生涯。

　　罗雄才曾讲授过理论化学、有机化学、有机分析、物理化学、高等有机化学等多门课程。除部分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外，他亲手编写从基础理论到专业知识的教材。他的国学功底深厚，外文娴熟，写出的教材文字精湛凝练。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极具启发性。他不但在讲学中把最新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还教给学生很多人生哲理。

　　此外，罗雄才还参与翻译了日文版的《最新化学工业大全》及其增订版。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在中国化学术语的标准化方面以及对中国化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和奠基性的贡献。早在1932年，罗雄才就积极参加广东化学会的活动，他是中山大学化学会创始人之一。1961—1981年间，他一直担任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的常务理事。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82年，他还兼任广东省化学会理事长，并长期担任广东省科协副主席。

　　罗雄才在中山大学大力组织和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他曾邀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校讲学，还邀请高分子学家钱人元教授等多名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交流。

　　中大的对外学术交流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中日高分子学术交流开始的，堪称“科学史上的一段乒乓外交”，开启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全面学术交流的大门。这场外交的发起人是日本著名化学家，高分子教育的奠基人、京都大学教授樱田一郎。

　　1963年10月，樱田一郎一行到访中山大学。1965年，东京工业大学教授神原周、大阪大学教授井本稔也相继分别率领两个访华团访问中大。罗雄才优异的留日背景以及他精湛的日文给这三个日本访华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促进中日高分子科学学术交流起了很大作用。1965年，罗雄才发起创建中日高分子化学双边学术讨论，定期轮流在中国和日本举行会议。

　　1972年9月，中日正式建交，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日渐增多。时任东京理科大学校长小谷正雄是罗雄才在“一高”读书时的好友，他亲率代表团到广州讲学。小谷正雄一到广州，马上通过广东外事办找到罗雄才。时隔半个世纪，两人在广州重逢，回到日本后，小谷正雄经常邮寄国际科技最新发展的书籍杂志给罗雄才，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终生友谊。

　　罗雄才还是广东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为民盟广东省委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参政议政，充分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及多年担任高校领导，有丰富经验的优势，为国家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出谋划策。

　　1984年后，罗雄才教授主动让贤，不再担任大学行政领导职务。1991年底，中大化工系校友为纪念化工系成立60周年，在原化工系教学楼前建立玉雕，请罗雄才教授亲笔题词“孕育”。这座玉雕既意喻几十年来学校老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千千万万的科技人才，也表达了校友们对母校、对师长的怀念和铭感之情。

　　1993年11月2日，罗雄才教授因病在广州逝世，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教育事业，享年91岁。

　　总策划：张东明

　　总监制：陈广腾

　　采访统筹：陈志 郭珊

　　编辑统筹：郎国华 李贺 金强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闫昆仑

　　实习生 潘丽娜

　　（感谢罗雄才的家人以及中山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和华南理工大学档案馆提供文献支持）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