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预言家的

　　说起王国维，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他名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学者身份，而周言这本《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九州出版社)则期望为读者展现学术之外的王国维。辛亥革命后，中国剩下三条著名的辫子，它们的主人分别是张勋、辜鸿铭和王国维。王国维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复辟”——恢复爱新觉罗家的大清江山，这两个字因而也成为全书的线索。

　　周言将王氏诗作及其与罗振玉的书信往来作为基础史料，证以其他回忆性史料和学界前沿研究成果，阐释了王国维在民初对时局的一系列看法。除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外，本书几乎谈及了所有知名的逊清遗老，如沈曾植、梁鼎芬、郑孝胥、梁济等。曾有学者指出，清末民初在文化上有一种“晚明想象”，遗老们在心境上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建立了超越时空的联系。但逊清遗民与明末先辈相比，他们至少拥有一个能合法朝拜的小朝廷，产生一种大清还在，能视民国为“敌国”的幻觉。1923年，溥仪任命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使王国维在小朝廷存在的倒数第二年成为了“大清官员”。

　　然而复辟大业不是凭借几个满洲贵族、几个逊清遗老就能搞定的，要成此大事，必须借力，或者是借国内忠于清室的军阀，或者是借国际上同情帝制的强国。因此王国维对国内外局势是密切关注的，无论是袁世凯之死，还是欧战爆发，都是他与罗振玉讨论的内容。虽是书斋里的文人，但王国维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如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在给罗振玉的信说：“此次之变，段、冯、梁三人实为元恶，冯思为总统，段则欲乘此机以恢复其已失之势力，梁为幕中画策之人。然其结果已可逆睹，首则必为国会与冯、段之争，而国会与民党必败；继则为冯、段之争，为军人与进步党之争。”这段话说的与事实如一，段祺瑞诓骗张勋放手复辟，然后起兵讨伐，其后又果然是冯国璋和段祺瑞新的“府院之争”，而梁启超的进步党则成为兔死狗烹的牺牲品。

　　王国维还对五四运动后激进主义的勃兴忧心忡忡，对布尔什维克抱有深深的警惕，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预言：“俄德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未必不泊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害，亦未必后于西洋。”这一封信写于1919年，而前一年的年底李大钊才刚刚发表《庶民的胜利》，在中国推介了马列主义。罗振玉回忆说，王国维更曾预言：中国“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我个人觉得，王国维所说的“共产终”指的或许不是中共建政，而是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后建立的新政权。北伐军的势如破竹成为促使王国维自沉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则是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结束了紫禁城中的小朝廷，那时的王国维已有“赤化之祸，旦夕不测”的想法。周言在书中分析说，以上两点即是王国维遗书“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中“世变”的含义，也就是他投昆明湖自杀的原因。

　　在王国维身后，罗振玉窃取亲家学术成果一事成为学界公案。周言在书中追溯了此传说来源，原来这是陈寅恪随口一说、傅斯年传播开来，最后郭沫若以讹传讹的结果。这“三人言而成虎”的事情，让罗振玉长期背负着窃取王国维学术成果的物议。王、罗这对亲家翁的友谊在本书中被充分体现了出来，罗振玉代王国维撰写的上溥仪遗折，准确地传达了王国维想要留给世人的话。

　　作者将这本书取名为“王国维与民国政治”，或许并不恰当，因为书中不仅研究了王国维的政治思想与活动，还介绍了这位国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围绕王国维的个案，作者也涉及了逊清遗老们的复辟言行与伪满洲国的建立、五四之际知识分子的论争，让本书成了一本简明的民初思想史。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