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我出任空军司令员（1）

　　马宁；徐秉君

　　马 宁 口述 徐秉君 整理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71年9月12日晚上，指挥所不是我值班，9月13日凌晨值班员突然打来电话，叫我们常委都到指挥所。这时指挥所已接到上面命令，让所有的飞机都返回机场，随即叫各部队飞夜航的飞机都陆续返航落地，净空。但全部雷达都开机搜索。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谁也猜不出来。指挥所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有人提出：是不是问一问空军？杨焕民司令员也急于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在指挥所直接打电话到空军找吴法宪，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3年第4期）

　　“九一三”事件后的空军

　　9月13日，吃完早饭以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那里来了通知，叫兰空杨焕民司令员、刘镇政委到军区去，传达紧急事情。可是，他们从军区回来后也没向大家传达。常委们虽然都有些疑虑，但也不好问。

　　我们事后才知道，原来在9月13日凌晨，林彪一伙仓皇出逃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可是，当时并不知道飞机已经失事。林彪地位特殊，他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着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核心机密。他如果真的叛国投敌了，不仅对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一夜北京更是高度紧张。周总理彻夜未眠，一直在密切关注林彪叛逃飞机的去向，同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的情况，作紧急战备部署，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以应付突发事件。随后，周总理亲自下达全国禁空令，要求关闭全国所有机场。他强调指出：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从这一夜开始全国净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禁空令中之所以还有“林副主席”，主要是因为当时林彪的具体情况还不明朗，如果突然去掉林彪的名字会引起猜测，担心造成不应有的混乱。

　　紧接着，周总理用保密电话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让对方听明白，总理用隐语说：我们的那个病号，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各部队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允许任何飞机进北京。他同时下令，驻各战区的海、陆、空部队都归大军区指挥，并立即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禁空命令。后来听说，这一圈电话打下来，总理的嗓子都喊哑了。

　　实际上，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找兰空杨焕民司令员和刘镇政委到军区去，就是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们听了传达以后，知道林彪跑了，当时可能要求只传达到大军区和正兵团级，所以他们回来之后也不传达，只是在小范围内跟大家通了气。那时的政治气候也不允许多问，我们这些副职在原则方面也特别尊重他们。当听到林彪跑了之后，我们还是大吃一惊。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吴法宪怎么把的防线，怎么能让林彪跑了。

　　隔了没多久，中央下发了57号文件，然后就在机关进行传达。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空军成了“重灾区”。当时，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亲自到空军坐镇处理危机。因为周总理最担心的还是空军，让李德生到空军坐镇也是非常之举。李德生领命后，立即到空军指挥处理这一突发事件，连续五天五夜没休息。事后周总理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受牵连比较大，这时候空军机关和下面部队都对空军领导不怎么信任了，因为他们把空军的方向搞偏了。因此，中央派李德生到空军指导工作。这期间，中央军委决定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等五人组成空军领导小组，由曹里怀牵头，负责空军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当时空军的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都有军委、总部领导参加。清查工作基本结束后，空军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这时军委、总部又在考虑空军新领导班子的问题。

　　1972年初，空军在北京召开训练安全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空军五人小组一块儿主持的。兰州军区空军派我来参加这次会议，另外还派了机关的几个处长，范围不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布置1972年的训练任务和安全工作。在这次会议期间，叶剑英副主席专门召集了一个范围很小的座谈会，大概十几个人。那时王海是空军第二训练部的部长，还有张积慧，他们都参加了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看谁能当空军司令员、政委。由于这时候下面对空军领导不怎么信任了，对空军司令员的人选问题，我们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请中央军委从大军区派人来任空军司令员。在座谈会上我也发表了意见，坚决支持中央派人来，而且尽可能快一些，因为空军几十万人长时间没有主要领导不行。

　　这时候，叶剑英说，空军司令员一定要从空军产生。接着，他又讲了一些典故，还讲了一些有关罢官夺权的情况。那些典故隐喻些什么，我当时也没太听懂。最后，叶剑英强调，空军司令员一定要从空军产生。然后，他又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我当时考虑空军建设一定要从大局出发，既然叶剑英一再强调空军司令员要从空军产生，想必军委已经有所考虑，但我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说，空军领导班子的老成员，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像成钧、刘震、黄玉昆、张廷发等，这些人都已从监狱、农场回来了，他们的能力都很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些人都可以当空军司令员、政委。他们都是受林彪、吴法宪的迫害被罢官夺权打下去的，如果上面不派人的话，他们这些人都可以胜任。我当时就提出这个意见。

　　紧急赴京

　　1973年3月至5月，空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由于当时空军的情况特殊，这次会议每个大军区都派有领导同志参加，会议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由此可见，中央对这次空军党委扩大会的重视程度。当时兰州军区空军是杨焕民司令员和刘光汉副司令员带领兰空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另外，兰州军区也有一个会议，刘镇政委就带机关的部分干部到兰州去参加军区的会议，就让我在家里主持工作。

　　就在这时候，航空兵六师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一架训练飞机撞上了跑道上的两架飞机，损失惨重。我立即赶赴空六师处理这起飞行事故。那时兰州军区空军驻地不在兰州，在距离兰州30公里的下官营。空六师也不在兰州，离兰州也有好几十公里。就在那天晚上，在兰州军区开会的刘镇政委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空军来一架飞机，下午接你到北京去。我问他到北京去干什么，他说他也不清楚，通知就是这样说的。我当即赶回兰空驻地下官营，可是心里不托底，就连夜打电话给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问问情况。因为他是我的老上级，抗战时期他就是太行七分区司令员，我那时在七分区当作战股长，关系很好。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