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则栋“文革”沉浮记（下）

　　步国祥

　　■ 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左）向美国选手科恩（右）赠送礼物

　　◆ 步国祥

　　在中央读书班里，庄则栋是一个特殊的学员，除他之外，几乎每个学员都有一段光荣的“造反史”，是全国各地叱咤风云的“群众领袖”、“造反派”。唯独他，曾经是个保皇派，他的“造反”连说出来都难为情，庄则栋在读书班里与祝家耀、金祖敏这些人交上了朋友，这些新显贵从中央读书班毕业，都分别占据了中央各个要害部门。庄则栋也从一个普通运动员一跃成为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并当上了中央委员。

　　学习班结束回到体委，庄则栋知道有人开始攻击体委主任王猛。起因是1974年初，两名内蒙古乒乓球运动员被殴打后写信告状，江青让王猛处理，但几天后没有回音。王洪文的秘书到国家体委说，王猛不传达中央领导指示。

　　庄则栋回忆说，“江青告诉我‘王猛是大恶霸、死官僚，是林彪线上的人’。”

　　当着庄则栋的面，江青对王猛说：“王猛啊，我可是保你的。”这个态度让庄则栋很疑惑，单纯的庄则栋怎么能理解政客们的权术呢？

　　江青经常到现场看比赛、发指示，她本来一心想拉拢王猛，但没成功，她转而要“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她看中了庄则栋。

　　庄则栋多年后也承认，看到人一拨一拨地“倒了”，“我有私心杂念，就是想要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跟对人，别犯错误。”江青让庄则栋回去跟王猛斗。庄则栋听从了。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庄则栋将矛头对准了体委主任王猛。

　　1974年，34岁的庄则栋蹿升至国家体委主任，成为“文革”中“火箭式的干部”，到达荣誉和权力的顶峰，却也自此陷入政治漩涡。用鲍蕙荞的话说，“他被那群没有人味的人绑上了战车、捧上了天，自己还在飘飘然之中。”那时的庄则栋真是志得意满、牛气冲天。

　　那时，江青等人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遵从“四人帮”的指示，庄则栋上任后更换、提拔了很多部队出身的干部。“大批地换干部，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庄则栋说，“任职期间，再没有什么能留下印象的大事情。我也不打干部，更没整死过人。”而被批斗过的王猛多年后也说：“庄则栋因年轻单纯才犯了错误。”

　　相反，鲍蕙荞身处江青亲自“培植”的“样板团”，却是一步一步地认清了江青的真面目。在江青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漩涡中，她对丈夫说，老百姓对王张江姚的印象都不好，要他离王张江姚远一点，可庄则栋听不进去，他认为跟着“第一夫人”政治上安全，两口子因政见不同，老是吵架。鲍蕙荞见无法劝阻他，只得抱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独自走自己的路。在1976年清明节，鲍蕙荞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加入了反“四人帮”的洪流。

　　在这十年里，庄则栋与鲍蕙荞从不同的出发点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而这两条人生的轨迹正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缩影。

　　回忆这段历史时，庄则栋坦诚地说：“我打球是内行，搞政治是外行。那时候太年轻，政治上幼稚至极，所以犯了错误。”

　　狂妄归狂妄，庄则栋还是有原则的。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给他分房他不要，远在塔城的妹妹要调回北京，他坚决不同意，上下班也坚持骑自行车，不坐公车。

　　“文革”结束后，庄则栋的厄运又一次降临了。在国家体委的批斗会上，有人让他交代如何给江青送绣花鞋，还有的干脆污蔑他跟江青睡过觉，庄则栋一概否认。“让我交代怎么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我怎么想我都不会。”庄则栋说，命运落差如此之大，他思想苦闷，无法自拔。后来，他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四年。审查期间，他靠看书和练书法打发时间，他在狱中读了几千本书。1980年8月庄则栋出狱，10月，他被调往太原，担任山西省乒乓球队教练。因为不算在编的教练，他没有伙食补贴，只有70元的工资，每月要给北京的老母亲和孩子寄出50元，剩下的20元全部用来吃饭。就是这位无衔教练带领山西女队同来访的国家队比赛，连赢十二场。几年后，庄则栋被调回北京，不愿回体委的他最后回到北京少年宫任教，那里是他30年前出道的地方。

　　1985年2月，他和鲍蕙荞平静地分手了。他把全部财产放在一个三轮车里，自己蹬着离开了鲍蕙荞家的那个小院子。他回到北京交道口他母亲的家里，住进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在他的财产中，还保存着当年他与主席和总理的合影。

　　之后很长时间，即使有“乒乓外交”的活动，他都不在被邀请之列。有一次基辛格来华访问时问起，得到的回答是“庄则栋出差了”。

　　邓小平特批跨国婚姻

　　庄则栋不知道，在他“妻离子散”之时，在1971年名古屋世乒赛上相识的一个名叫佐佐木敦子的日本姑娘却一直在寻找他。

　　两人很快确立恋情。庄则栋离婚半年后，敦子出现在北京市少年宫，让庄则栋欣喜不已。一直单身的敦子在见到庄则栋后，心里也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1987年，就在他们准备登记结婚时，却遇到了麻烦。由于特殊的个人政治原因，庄则栋当时是不可以与外籍女子结婚的。无奈之下，庄则栋把结婚申请提交给中国乒乓球协会名誉主席、天津市长李瑞环，随后又转到了邓小平手中。佐佐木敦子随后也给中国大使馆和邓小平同志寄去了申请信。终于，他们的申请最后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有情人终成眷属……此时，佐佐木敦子已经43岁，庄则栋也已47岁，佐佐木敦子还放弃了日本国籍。

　　结婚二十多年来，庄则栋夫妇从未红过脸。每天庄则栋出门，敦子一定会送到门口。下班时，敦子会打电话询问丈夫到了哪里，一进门就能端出热腾腾的饭菜。

　　然而，又一个致命打击降临了。庄则栋在2008年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他就此做诗一首以抒情怀：“繁华落下归平淡，烂漫顽童变老夫。莫道盛年成往事，擒龙伏虎意如初。”

　　患病后的庄则栋选择书法，他拜范曾为师，每天习字六个小时。2011年5月，“祖国在我心中”庄则栋书法习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获得成功。他的书法确有特色，前几年—个记者找到他，提出采访，庄则栋拿出一本自己写的书《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对记者说：“回去看这本书，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需要采访。”他找出笔给记者签字，然后告诉记者：“这书不送的，要收费。定价35.8元，你给我30元。我这字，在外面都是两万一幅，你值了。”他又很自信地说：“运动员里面，有几个能写出这么一手好字。”

　　“庄先生是我心中最崇拜的人。”夫人佐佐木敦子这样说。“一个人这辈子做到这份上，不是常人所及的。我很佩服父亲，他做人做得挺帅的，从不怨天尤人。”儿子庄飚这样评价父亲。

　　结束了政治危崖下的迷失跌宕，告别了历史夹缝中的冷暖人生，体育，本不该如此沉重，个人，又怎能决定自己的选择？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6期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