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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墓前的遐想

2013年04月03日00:11    来源:长沙晚报    手机看新闻

  赵文彬

  1872年,62岁的曾国藩在耗尽一生心血后,终于在两江总督府的花园里闭上了他的双眼。汽轮载着他的灵柩,沿着当年出湖东征的路径,溯江而上,回归到了长沙湘江西岸的一片青山中。

  曾国藩看过了太多的死亡,对于死亡他并不恐惧,在遭遇战败时,基于士人的荣誉感,他曾两次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当他的谋士赵烈文向他谈到清王朝50年必亡时,他发出了只想速死的感叹,他不愿意看到这个他以湖湘弟子的生命和鲜血来挽救的王朝的倒塌。在生前,他就从容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嘱咐后人“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曾国藩的归葬之地,最终选在长沙坪塘的伏龙山。曾墓正对东方,北边为大王山,南边为狮峰山,前面是缓缓北去的湘江。山下有长沙五大名寺之一的桐溪寺,按照传统的风水学,是一块极佳的宝地。现在的住持释容禅告诉我,曾国藩曾来到桐溪寺,向寺内住持宝缘大师表述死后归葬的意愿,我不太相信此说法。曾国藩开始是相信风水的,其弟曾国华死后他更相信天命,认为“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以何补邪?”在他死前一年,虽然同意老友冯树堂为自己选择埋葬地,但最后婉拒冯为他选择的湘乡东台山一块风水宝地。他提出了选择墓地的原则是“不贵万众指目吉壤之区,不贵阴谋谲计巧取而得。苟于人情万无妨碍,方当营度,否则不为勉强。”他生前并没有为自己选定墓地,定下来的是要“归湘”。虽然南京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是虎踞龙盘之地,但他没有丝毫留下来的意愿。虽然长沙的官绅在他初创湘军时处处给以掣肘,他只能“打掉牙和血吞”,避走衡阳;虽然在长沙他经历了领军出征后第一次败绩,但他还是眷恋故乡山水,是这片山水养育的湖湘弟子用血肉之躯把他推上了事业的高峰。在这片土地上,他有困苦和挫折,但更多的是割舍不开的亲情乡情。只有躺在这片山水中,他那用破的心才能弥合、才能安宁。

  坪塘地处长沙西郊,远离城市喧嚣,寻找一片僻静之地,应该符合曾国藩的心愿。当他犹豫再三最后毅然走上统领湘军这条路时,他就知道,自己被命运推上了风口浪尖,不会再有片刻的安宁。他既要面对前面的刀山火海,又要承受身后的流言暗箭,攻击不仅来自于战壕前的对手,也来自于朝廷中的同僚。在他的事业一步步走向巅峰时,他清醒地知道,“誉之所至,谤必相随”,“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他渴望成功,但他深知人生的最佳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之时。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这个定律谁也逃不开。所以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他不恐惧战场,他恐惧官场。站在曾国藩墓前,我想起了另一位军事强人曹操,当有人指责他有“不逊之志”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要我放弃兵权,这种慕虚名招实祸的事我不干。他向世人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等舍我其谁无所顾忌的豪气曾国藩是不可能有的。“用破一生心”是他必然的结局,他活得很累,想得到安宁。

  曾国藩内心的煎熬还来自于他的理学信条与现实政治的冲突。对官员的约束,亚里士多德强调制衡,与其同时代的孔子则强调教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都有一批知识分子遵循孔孟所指引的道路,想通过“去心中贼”来实现“内圣外王”。理学一直是曾国藩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牢笼。他出征迎击太平军时,打的也是“保儒教”的旗帜。他身边开始确实聚集了一些像彭玉麟这样的不为当官、不为发财、基于信念的书生。但在残酷的现实中他发现他很难守住他所信奉的理学信条,在其为父守丧期间,他痛定思痛,二次出山后,为了赢得朝廷的信任、地方官员的支持、将士的追随,为了取得这一些击败劲敌所必需的条件,他有了很大的改变,从眼里容不得沙子,到睁只眼闭只眼,从反抗潜规则到屈从潜规则,这种转变虽然为他赢来了官场和战场上的主动,但他的内心痛苦是多于喜悦的。他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他放弃了许多,但始终坚守住了个人清俭这条底线。湘军成了大帅贫、众将富的队伍。比起他得意门生李鸿章的李家大院,曾国藩的宅第是寒酸的,但比起李鸿章“文革”中被掘开墓地,挫骨扬灰,曾国藩的墓地基本上保存完好,他又是幸运的。这种幸运真不知是得益于他生前的节制,还是得益于其后人对墓地的选择。

  清明前,我选择了一个晴好的天气,为规划建设大王山旅游度假区湘军文化广场,又一次来到曾国藩墓前,再一次问自己一个一直盘绕在脑海中的问题,他值不值得我们去凭吊?他有太多的局限,他只在一个既定的格局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不敢去突破,更不敢改弦易辙,他确实无法与华盛顿、林肯那些开创一个时代的伟人相比,这些人配得上他们国家为他们建立的纪念碑。曾国藩艰难地维系了一个必将灭亡的王朝,艰难地维护了一个必将没落的文化,要说他这种艰辛的付出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只是他阻止了一场更大的社会倒退和灾难。正是这一点,注定了他在历史上进不了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曾国藩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应有他的一席之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认为对一个人的评价要盖棺才能论定,其实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还要看更远一点,看他生前所做的事在生后的影响。打下南京后,曾国藩面对曾国荃的劝进,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绝其念想,裁撤湘军,致力于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一批政治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教育人才、经济人才从湘军中走出,成为了开启晚清改良的主将。在他们的推动下,这个国家开始朝着顺应世界潮流的方向演进。曾国藩没有为换一个皇帝把中华民族、把湖湘弟子再一次投入到血海中去,而是开启了一个和平转折的进程,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伟大?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对于一个仍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太需要在欲望前面的清醒,在诱惑前面的理智,太需要我们去做那些立足长远的建设性工作。在曾国藩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我们不能遗忘他,也无法遗忘他。

(来源: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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