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江漂死猪”事件

　　3月初，上海市民发现，黄浦江上不断漂来死猪，金山、松江水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猪的浮尸占据，而上海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就在不远处。3月8日起，上海市成立了专门的打捞小组，在黄浦江上开始拉网式搜索。当晚起，上海市水务局要求水厂将6种常见猪病可能携带的病毒、5种细菌补充入下阶段的水质监测指标，作为水厂消毒措施的主要针对指标。

　　上海方面很快对外透露，根据打在猪耳朵上的耳标显示，这些死猪来自嘉兴。

　　与此同时，《嘉兴日报》于3月5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也被重新放到了网络上。这篇报道指出，嘉兴新丰镇竹林村1月死猪大约1万头，2月约8000头。这两个线索，很快就被联系了起来，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新丰镇竹林村。

　　上海市农委3月11日披露，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从死猪内脏样品中，检测出猪圆环病毒，该病毒为已知最小的动物病毒之一，对各个年龄段的猪均有较强的易感性。而令人沮丧的是，此病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感染病毒后的猪，病死率很高。

　　3月11日，浙江省农业厅畜牧兽医局顾姓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死猪多为冻死，目前浙江无猪瘟”。

　　3月12日，浙江嘉兴市委宣传部召开媒体见面会，仍然坚称“目前正在积极协助调查，不排除死猪来自嘉兴，当地生猪养殖没有发生猪瘟”。而嘉兴畜牧局蒋姓副局长则发声：“耳标只能认定猪的出生地，而无法认定就是成长地。”

　　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打捞死猪数量已达10395具。这个数字足够让饮用黄浦江水的上海人感到惊骇。饮水安全由此也成为上海的头号话题。

　　据嘉兴在线3月15日报道，农业部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率农业部督查组抵达浙江嘉兴，检查指导漂浮死猪事件的处理工作。截至18日下午3时，上海累计打捞死猪共达到9795头。嘉兴市立即成立了由公安、畜牧、环保等单位组成的专项调查组对上海提供的17样耳标即使进行协查追溯，除去4个耳标信息缺失外，对查明的8名养殖户给予3000元以下的处罚。

　　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是当地著名的“养猪镇”，据此前媒体报道，这里或是“漂浮死猪”的来源地之一。新丰镇的永丰村和竹林村集中了大量养猪专业户。新丰镇镇长沈云明说，约有80%的农户从事养猪，这也是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之一。养猪，是当地最大的收入来源，“占到了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新丰镇镇长沈云明说。

　　新丰镇水网交错，水系汇入嘉兴塘和乍浦塘，又辗转成两个主要水系，其中一条流向上海松江水域。沈云明计划在该镇建立一个无害化处理中心，从死猪身上提取原料，可以用作肥料，也能制作肥皂，新丰镇在经历了30多年的“养猪业”发展后，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养猪的密度已经超出了土地的承载力。

　　一问：“死猪江葬”是制度缺失还是道德滑坡？

　　“死猪江葬”事件发生后，多路记者走访了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乱扔死猪在当地村民看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做法。无论是竹林村村委会还是新丰镇，都承认有发生“扔死猪入水”的事件。在村民看来，死猪一点用处也没有，比起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费用，“一扔了之”的处罚成本相对更低。

　　政府并不是没作为，新丰镇一共建有112个无害化处理池，将死猪扔进池子，加上药物死猪需要一年才可分解。但这些池子大部分已经“客满”或“即将客满”。再则，生猪并未全部建立档案，死猪数量如果不上报，政府根本无法掌控。“猪是一年四季都要捞的。”有十几条大船的老板说，除下雨外，政府会租他的大船，在一个村区域内巡视捞猪。

　　然而，当捞死猪成为一种常规作业，管理部门是否想过用更完善的制度来预防这种无奈的道德补救。

　　沈云明表示，从2011年开始，针对死猪回收有一套严密的体系。首先加大宣传，通过短信、张贴文告，一改以往村民乱扔的习惯；每个村专设回收人员，只要村里人打电话，就立即免费送至垃圾站，再通过垃圾站送至“无害处理池”。

　　现实却是，虽然当地绝大部分死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但由于一些养殖场户陋习难改，加上监管和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导致随意抛弃死猪情况仍有发生。

　　我们不禁要问，死猪抛江行为的屡禁不绝，究竟是养殖户的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还是制度缺失或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力？

　　二问：如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

　　在新丰镇，约有80%的农户从事养猪，也是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之一，它成形于上世纪80年代，并曾作为“供港猪”（供应香港）的重要养殖基地。早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方面曾在部分供港猪中发现喂食过瘦肉精。为此，浙江的“供港猪”一度遭到香港的全部封杀。

　　去年下半年，嘉兴警方侦破了一起由12名非法收购、屠宰、销售“病死猪”的跨省案件，销售网络涵盖江浙沪三省市，涉案金额达100多万元。

　　新丰镇村民表示，该镇曾有人收购死猪病猪，这些猪流向了肉制品厂。这一说法得到了沈云明证实，他表示以前确有此事，但是从2010年起，加大了打击力度，非法收购病死猪得到了控制，而病死猪回收处理则成了棘手难题。

　　这次“死猪江葬”事件无疑再一次为当地职能部门敲响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警钟。从“供港猪”检出瘦肉精，到病死猪非法收购流入市场，再到死猪漂浮至黄浦江，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为何屡见不鲜，是监管制度不健全，是执法力度不到位，还是对安全问题不重视？

　　三问：谁来给公众一个科学合理的说法？

　　对于“漂浮死猪”的原因，一时间众说纷纭。

　　一是“猪瘟说”。有消息指上海市农委11日称，黄浦江松江段水域打捞起的死猪检出猪圆环病毒病原阳性，初步判断是猪圆环病毒病引起的猪瘟。消息一出，引致天康生物、中牧股份等与猪瘟相关的概念股11日早盘小幅异动。3月11日，顾姓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浙江无猪瘟”。

　　二是“冻死说”。嘉兴方面解释去冬今春气温较低，小猪抗冻力弱，易发病死亡，仔猪死亡率更高，此说法引起不少网友质疑，东北气温更低为何没有出现生猪大规模死亡的情况。

　　三是“免疫力下降说”。一般一头猪产生的环境污染需要5亩地来承载，以竹林村为例，8000亩土地的适度生猪养殖数目在1600头左右，然而竹林村今年的出栏量在14万头左右，养殖量超过土地承载量八十余倍，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小猪免疫力差。

　　四是“喂食有机砷说”。据猪农说，有种制剂叫有机砷，用在四月肥之类的猪饲料添加剂里，可以促进猪性腺发育和毛皮红亮，改进卖相有利于卖个好价钱。但副作用是有机砷蓄积在猪体内会部分分解为无机砷即砒霜，喂食四五个月后会大幅增加猪的内脏腐蚀、大批死亡的概率。自去年底起，猪肉市场大幅低于预期，原本要出栏宰杀的猪被迫继续养着，有机砷的副作用导致生猪大批死亡。

　　各种说法不一而举。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种权威的声音让公众感到科学合理可信。试问，发生了如此大的突发性公共事件，该由谁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四问：水质检测采用何种标准，与国际标准是否一致？

　　面对几千万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上海和嘉兴的一致说法是水质未发现超标。上海市政府的逐日通报称，到目前为止，事件对饮用水水质并无太大影响。经严格检测，水质基本正常。嘉兴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嘉兴环保局对河道水进行了“溶解氧”日常监测，从该项数据看，死猪并未对嘉兴河道水质造成影响，甚至好于去年同期。

　　据悉，按照国家标准，上海除了对水质的9项常规性指标即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等进行检测外，目前还有针对性地将猪圆环病毒等微生物指标补充入水质监测指标，并对出厂水增加了猪链球菌、沙门氏菌、大肠杆菌O157、耐热大肠菌群等指标的检测。检测结果是，9项常规性指标符合国家标准，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为“未检出”。

　　然而对于官方的说法，公众似乎并不买账。近日陆续有律师和大学生，向上海市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公开相关的水质监测执法信息。新华社新华视点发文质疑：未造成大的影响，是什么概念？检测结果可否公布？如此迅速的调查，可信度有多少？对于公共事件，消息披露应特别客观谨慎。

　　基于上述事实，不禁让人追问，目前出厂水依据的2007年正式实施的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与欧美国家采用的饮用水标准是否一致？

　　五问：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我国在处理和死猪有关的案件时宽严不一，轻重不一，针对死猪案件的法律标准到底是什么？

　　2012年11月8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庭对备受瞩目的17人制售死猪肉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董某、陈某、姚某3人无期徒刑；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张某等10人有期徒刑五至十二年不等；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车某等4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

　　2013年3月13日，温岭市人民法院审理了2012年查获的温岭特大制售“病死猪”案，并当庭宣判了46名涉案人员，判罚最重的为监禁6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其余涉案人员处以监禁六年以下不等，并处罚金，情节尚轻者则处以拘役。

　　记者了解到，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之后，嘉兴市成立了由公安、畜牧、环保等单位组成的专项调查组，截至3月17日嘉兴市对上海方面提供的17样耳标及时进行了协查追溯，除了4个由于耳标信息缺失还有待进一步查证之外，8个已查处到位。嘉兴市副市长赵树梅表示，已按照相关条例，对这8个耳标案的养殖户给予3000元以下的处罚。

　　我们看到这三个和死猪关联的事件，在处理上轻重完全不一样，有的无期徒刑，有的3000元以下的罚款。分析人士称，这样的处罚力度不能杜绝不良养猪户丢弃死猪的动机，因为这违法犯罪的成本非常低，今天被查到是因为耳标被发现，下次直接取掉耳圈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更何况被查到了也就罚点小钱就可以了。

　　六问：死猪无害化处理过程农户究竟有没有支付费用？

　　事件发生后，嘉兴市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最新调查结果时表示：黄浦江死猪事件是极少数养猪户法律意识淡薄，随意丢弃死猪。当地官员称，农户家有死猪，只需一个电话，就会有人上门拉走，无需费用。

　　但据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嘉兴乱抛死猪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嘉兴市嘉善县西塘镇东汇村，猪粪臭味扑鼻而来，在村子的一座桥下，三四头死猪漂浮在河道里，已经腐烂。一位李姓村民坦陈，他就曾经把家里的死猪丢进附近的河里。村民反映，从2010年起，嘉兴市在每个养猪村都建立了死猪无害化处理池。但把死猪拉到专门的处理池需要一头80块钱的运费，很多养殖户为了减少成本，就偷偷地把猪随便扔掉。

　　嘉兴市在每个养猪村建立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本是件好事，嘉兴市也表示整个无害化处理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可是这80块钱的运费又是怎么回事？在道德丧失的情况下，扔掉死猪是最不要成本的，如果不规范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整个过程，谁能够保证扔弃死猪的现象能够杜绝。

　　七问：无公害处理池能够处理所有的死猪吗?监管部门有监管链吗？

　　在嘉兴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1400多户中，有906户养猪，生猪养殖占村民收入的85%。竹林村有7个无公害处理场。那里是病死猪的葬身之地，面积一般在100平方米左右。处理场通过死猪的地下集中堆放，予以自然分解。然而，这一过程需要至少一年时间。而眼下，村子里的7个处理场中只剩下一个没有达到饱和状态。

　　在无公害处理场饱和的情况下，村子的确发生过将猪扔进河里，任其漂流的情况。无论是竹林村还是新丰镇，都承认有发生“扔死猪入水”的事实，但无力实时监控。我们想问，这无公害处理场的数量够用吗？有没有一个专门的监管部门对死猪的无害化处理过程进行全程监管？

　　八问：问责制度是否有缺陷？

　　在“江漂死猪”事发第一周，上海政府一直保持“随问即答”，有节奏的公开官方信息安抚民情，达到官民互信，对舆论的爆发点显得较为主动。而作为事发主要初始地的浙江嘉兴，其监管部门至今依然答非所问，推诿塞责，避重就轻。

　　网友“寻真归源”总结道：如此大量的死猪抛到江里，说明我们老百姓公共责任心不强，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政府部门监管不力，部门与部门之间对管理存在相互推诿的心态，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黄浦江死猪事件，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在海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负能量，而当地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工作人员在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中联村无公害处理死猪。新华社发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