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府学:金末元初的文化中心

元杂剧的演出

　　府学是指古代官办教育机构,在元初,“今内外要职之人才,半出于东平府学之生徒”,形成了十分特殊的历史现象,也印证着东平曾经的文化繁荣。

　　挽中原儒学于“奄奄几息”

　　东平,山承泰岱之脉,水汇黄汶之流,历史上为国、郡、路、府、州等,一直是北方经济文化重镇。

　　东平府学,前身是北宋的郓学,郓学所承的是唐代的“明德堂”。宋代郓学最初由资政殿大学士王曾创办,其景佑年间罢相出任郓州(今东平)时,“奖士类,立学置学田”,“买田二百顷,以赡生徒”。此后,东平文化教育更加浓厚,文化名人辈出,仅宋代就有郭茂倩、梁灏、梁固、梁楷、刘祯、钱乙等,在东平古城“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为卿为相流传历代一门多”的父子状元牌坊楹联,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的见证。

　　经历了女真族入主中原的动荡后,东平作为金代山东西路的首府,继承保持了北宋文化传统,一度是金国南部地区的唯一策论进士府试地点。在金朝泰和以后,张万公、侯挚、高霖三位宰相先后出于东平,东平府学随之声名鹊起,“郓学视他郡国为最盛”。

　　1213年,蒙古军击败金军,中原地区社会动荡、城市残破,人们四处奔逃,各处府学、庙学残破,文化遭到浩劫。1221年,长清令严实投降蒙古并不断壮大,在东平建行台后,阻止屠城、劫掠人口等落后做法,收聚人口,招贤纳士,恢复教育,给乱世中挣扎的文人名士不啻提供了避难所。

　　当时不少无处托身的文人名士纷纷投奔,如元好问、王若虚、刘郁、康晔、杨奂、宋子贞等。这些文人名士使东平文化气息骤然浓厚,或为幕僚、或在府学教授、或兴办教育,在兵燹之余培养了众多人才,东平府成为金元之际的著名“儒府”。

　　严实家族兴办府学

　　严实,金末泰安长清人。史载其“幼警悟,略知读书,及长志节豪宕,不治生产”,“喜交结,好施与,落魄里社间,屡以事被系,侠少辈爱慕之,多为出死力,以故得脱去。”

　　严实在乱世中不断壮大,降蒙后,进入东平,建行台于府治,辖五十四州县。严实保护境内及周边人口安全,多次劝阻蒙古军滥杀无辜的野蛮行为,流民纷纷迁入。通过改革吏治、恢复生产,东平迅速成为乱世中的“乐土”。严实以精诚的态度延请乱世中挣扎的遗臣名士,“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才多于他镇”。.

　　大量文人的到来为东平教育的复苏创造了条件。中原板荡之后,郓学久废。严实承接郓学基础,兴学养士,兴建了教育场所,派学者杨奂等专程到曲阜祭拜孔子,并将失爵北归的衍圣公孔元措迎至东平,先后迎请名儒元好问、王磐、李昶等为师。

　　元好问,号遗山,山西人,著名诗人和文学家,金元时期一代文宗。元好问任教东平府学,在新府学建成之际写下了《东平府新学记》。作为领军人物,元好问8次到东平,在东平居处7年之久。

　　还有“东平四杰”,指元初文儒名宦阎复,徐琰,李谦和孟祺。时逢“严实领东平行台,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预选者四人,复为首,徐琰、李谦、孟祺次之”,皆就学于东平府学,师从名儒延前进士康晔,王磐,后多有成就,亦文又官。皆供职于翰林院为翰林学士,以至“翰林院东平之士独多,十居六七。”

　　1240年,严实死后,其次子严忠济承袭职位,对府学的资助更加有力,建造了礼殿、贤廊、尊经阁等,“闳丽甲于齐鲁”。重建府学后,附近世家子弟和优秀学子纷纷入学,新招生员达75人,其中15人是孔氏族姓子弟,成为元初人数最多的学校。后来严忠范接替其兄主政后,又将50多亩土地划归府学,“其费尽出儒籍,为养士设也”,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

　　儒学倾向是东平府学的核心

　　金代科举绍唐继宋,主要分诗赋、明经两科。东平府学初期的人物都是金末的名士,使得府学具有浓厚的儒学特色。如“康晔说《尚书》,李昶说《春秋》,李祯说《大学》”,讲授的都是儒家经典。当然,还有元好问、杜仁杰、张澄等擅长辞赋的文学之士参与其中,提高了学生文学素养。

　　对东平府学儒学特色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太常礼乐在府学的重建。元太宗十年,诏各处礼乐旧人并其家眷徙赴东平,令孔元措领之,“制冠冕、法服、钟磐、仪物肄习”,并不时召至燕京等处参加祭祀大典。太常礼乐在东平的存在,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的同时,也使府学生员受到儒家礼乐制度的熏陶。

　　同时,太常礼乐在东平府学的重建,为孕育元杂剧散曲艺术提供了条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浒戏,产生了众多的戏曲作家,其中高文秀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存曲目达34种之多,如《黑旋风双献功》、《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被大都人称为“小汉卿”,堪称英年早逝的多产作家。

　　府学人物在学风上秉承尚经学、重辞赋的传统,而且出仕后身体力行,以恢复儒家思想的地位、启导蒙元统治者奉行儒家制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汉化的影响也是卓有成效的。元仁宗曾言:“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可见蒙古统治者对儒学的功用有了较清晰的定位。

　　出于统治的需要,忽必烈领兵攻宋时,在濮州召问了东平府学的首脑人物商挺、宋子贞、李祯等,此后他身边的东平学者日渐增多,并参与决策。

　　由于较早地恢复了儒学文化教育,元朝建立后的50多年里,东平府学生员遍布中央和地方机构,尤其集中在翰林院、国子监和秘书监等文华清要之地,有籍可查的东平府学人物在翰林院有22余人、国子监有14人、秘书监23人。来自同一地区如此多的官员集中在决定政令颁布、皇族教育和宫廷文化的部门,足以说明东平府学对元初的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直接推动了蒙古政权的文化走向。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