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美国记者白修德当年拍摄的河南灾民。
白修德镜头下的灾民饥饿难忍啃树皮。
白修德镜头下的惨死灾民。
牛金发老人在和老乡们追忆当年的往事。
幸存者韩雷松老人。
幸存者李建永老人。
幸存者刘全生老人。
幸存者王喜坤老人。
1942豫灾实录之一：
寻访幸存者
记者探访当年河南灾荒发生地 幸存者还原惨绝人寰的一段民族灾难
1942年，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降临河南，在兵灾、旱灾、蝗灾的多重煎熬下，河南一共有300万人在灾荒中丧生。
随着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这段中国大灾难为民众补上这堂近乎忘却的“历史课”。从吃树皮、草根、观音土、大雁屎，到卖儿卖女、亲人相食，这段让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历史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得让人窒息。曾经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这场巨灾，真相究竟如何？大灾中都有怎么样的悲欢离合？本报记者近日实地探访1942年河南灾荒发生地，寻访当年的幸存者，拨开历史的迷雾。
文、图 /本报特派河南记者 肖欢欢（署名除外）
1938年6月9日，是河南人梦魇的开始。黄河赵口段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间，奔腾的黄河水像一头野兽，将他们连人带房屋一同冲走了。当年的幸存者赵起生老先生说起当年的情形连说几个“惨”字。
在老人的印象中，国民党在扒开花园口之前并没有提前通知下游群众，很多人在睡梦中被洪水吞噬。黄河水所到之处，尽成泽国。老百姓流离失所，当年的粮食没了着落，很多人从此走上了逃荒的道路，直到1942年大灾荒发生，再度将他们“逼”上逃荒的道路。
能吃的树皮也都被剥光了，棉籽饼本来用来做牲口饲料或肥料的，非常难以下咽，在当时也都被吃完了。有些人明知吃观音土会丧命，但饥饿难忍，还是得吃。
就在1938年，日军加紧侵略中原，从豫东迫近平汉铁路。国民党政府采纳了“以水代兵”的建议，在黄河中牟赵口、郑州花园口段决堤放水，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花园口事件”。
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波涛汹涌，在豫东、皖北、苏北地区形成了大面积黄河泛滥区，涉及到三省44个县。此后，河南境内黄泛区进一步扩大到20个县。这场浩劫前后历时长达8年零9个月。据《黄泛区善后建设会议记录》，死亡人数43.4万人，1200万人流离失所。
这也为1942年的灾荒埋下了伏笔。从1942年春节过后青黄不接，也正是河南人最难熬的光景。
洛阳偃师市邙岭乡东蔡庄76岁的韩雷松说， 1942年大旱更是历次旱情中最为严重的一次。
韩雷松回忆起1942年粮食几乎绝收，把糠都吃了，能吃的树皮也都被剥光了。棉籽饼（棉籽榨油后的副产物）本来用来做牲口饲料或肥料的，非常难以下咽，在当时也都被吃完了。
到后来，实在没办法，饥民只好吃观音土，但吃了这种土，没法大便，腹疼难忍，很多人都因此而死。大人告诉韩雷松，大雁吃的是粮食，大雁屎能吃，里面有不少还没有被消化的粮食。在严重缺粮的情形下，韩雷松正是吃大雁屎才捡回一条命。
当时，要吃上盐也是难事。韩雷松说，一是价格太高买不起，二是没得买。村民就跑到5公里外的孟津县盐碱地，把上面的浮土扫下来，放在水里，沉淀后，用盐水炒菜做饭。这样的盐吃了对身体很不好，非常苦，用来炒菜也难以下咽，由于没有碘，很多人因此得了大脖子病。
曾担任三门峡市陕县党史办主任的八旬老人刘全生，他也是那场大灾荒的幸存者。他说，当时能吃的东西都吃了，不能吃的也吃了。所有的树皮都被剥光了，树叶刚长出来便被人捋光了。
“后来不得不吃观音土，就像肚子里面吞进行秆砣一样，拉完一次肚子要疼一天。这辈子落下胃溃疡的老毛病，只敢吃一些软的东西。”老人说，有些人明知吃观音土会丧命，但饥饿难忍，还是得吃。 由于实在没有吃的，他的弟弟饿死了，当时只有两岁，还有一个妹妹，5岁多，也在这一年饿死了。
“姐姐年纪大，可以出去吃野菜，弟弟妹妹太小，也不吃野菜，也不吃苦的树叶，所以就活活饿死了。”老人家边说边背过身去抹眼泪。
粮食严重短缺导致当时大量饥民出现，当时，一个村的人经常整村整村地饿死。尽管当时官方数据说当年饿死300万人，据他考证，死亡人数应该在400万以上。
河南省档案馆的史料显示，在抗战后方71个县的灾民中，粮食充足者只有1.5万户，8.7万人，而粮食不足者8.7万户，47万人，待救者15万户，79.4万人，粮食严重短缺导致当时大量饥民出现，“饿殍遍野”根本不足以形容当时灾民的惨状，当时，一个村的人经常整村整村地饿死。
荒唐的是，罕见的大旱灾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发布了一份《灾荒食谱》，鼓吹配方中有“吃一次七天不饿”的食品。
河南省偃师市的周进军今年93岁，当年曾在洛阳粮食局工作，并负责配置这些食谱。他说，国民党政府的这些措施是没经过大脑的愚蠢之举，这些食谱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这些食谱倒是成了一些官员趁机发财的门道。“一些人趁机向上级要拨款购买这些食材。实际上，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买上20斤豆子。当时，一个官员借食谱贪财10万元，当时听说要杀头，后来就逃之夭夭。当时兵荒马乱，也没人追究。”周进军觉得当时的食谱荒诞至极。
经过美国记者白修德披露灾情后，河南大灾荒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采取救济措施，比如施粥、发放赈灾款，但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加上地方官员、军阀、土豪劣绅等从赈灾款中中饱私囊，真正发到灾民手中的钱少得可怜。
长期关注这段灾荒的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石耘表示，由于河南的灾情被瞒报，即便每天饿死超过5000人，河南的征粮任务并未减免。尽管当时官方数据说当年饿死300万人，但民间普遍认为不止这个数，据他考证，死亡人数应该在400万以上。他分析说，当年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了自己的仕途，瞒报了灾情，面见蒋介石时称只饿死1602人。
祸不单行，蝗灾加剧河南全省灾情。最严重的上蔡县1-9月捕获蝗虫共计200万斤。蝗灾已经直接和人争食物，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官员为了防止灾民吃树皮，把树刷上漆，但根本没用，照吃不误。
就在中原大地赤地千里时，另一场蝗虫灾害也正在悄然降临。
当年的蝗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新乡市延津县西老庄村78岁王喜坤老人回忆说，大概六七月，天气特别热，有一天晚上在院子里乘凉，抬头一看，月光都看不见了。最严重的上蔡县1-9月捕获蝗虫共计200万斤。蝗虫已经直接和人争食物，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成立了蝗虫观察队，并成立治蝗督导队。但地方官员为了骗取上级补贴，夸大灾情严重程度，其中有三个县上报的蝗灾面积竟然超过该县的实有面积。
由于蝗灾治理不力，在随后的几年间，蝗灾受害县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呈急剧上升势头。1942年，蝗灾受害县有40个，到了1943年增加到90个，到1944年更是达到惊人的106个。
西老庄村的牛金发老人也回忆说，当时村里全是白花花的榆树，皮被剥光，官员为了防止灾民吃树皮，把树刷上漆，但根本没用，照吃不误。吃麦苗、鸟粪，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卖儿卖女，就像卖白菜，没有人觉得吃惊。随着卖人越来越普遍，市场上，妇女、小孩的成交价逐渐大跌。不需要人照顾的幼童，一个人只换2斤小麦。
在死亡的威胁下，人命若浮萍。那场大灾难的幸存者都说，在那个年代，卖儿卖女，就像卖白菜，没有人觉得吃惊。把孩子卖了，是为孩子讨条活路。周口市扶沟县大岭村的陈莲花老人告诉记者，如果在平常年景，如果丈夫把妻子卖给别人，丈夫有可能被人拉到公堂起诉。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丈夫把妻子卖了，是希望她能有机会逃生，妻子要求跟别人走，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同时给丈夫带来一点钱财，让丈夫也有活命的机会，这反倒是夫妻恩爱的行为。
当时，卖人的“人市”到处都是，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信阳源潭，陕州（今三门峡）观音堂，都以“人市”出名。扶沟县东南部的一个集镇每天早上5时开始就有大量头上插着草标的人在这里交易。卖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贩子从别人那里买来的人在这里出手，另外一种是穷途末路的人卖自己的家人或儿女。几乎每天都有几十名妇女在这里“出售”。“有一名国民党军官，外面找了一房小妾，有一次在人市上买了个女孩，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随着卖人越来越普遍，市场上妇女、小孩的成交价逐渐大跌。不需要人照顾的幼童，一个人只换2斤小麦。后来卖得太多，孩子也卖不出去了，家人不希望孩子饿死，就偷偷把孩子抛在路边，大人则在一旁看着，有人把孩子抱走了，才算安心。而当时农村地区的人家都生很多孩子，一家四五个孩子很常见。于是，弃婴随处可见，被饿死的比比皆是。
陈莲花说，当时有一户人家，连续几天都没吃饭，饿得面黄肌瘦。有一天中午却突然在家中吃上了烙饼。邻居们都感到吃惊，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上午卖了女儿。“当时我母亲说，宁可全家去逃难，也不要把孩子给别人，所以我们三姐弟都活了下来，一个都没卖，可惜四妹还是在逃难的路上饿死了。”说起这段凄惨往事，老人家禁不住老泪纵横。
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当时每天都在河南上演。
卖死人肉，易子相食的惨剧最终发生了，到后来，甚至不用“易”，自食其子。落雪天气，郑县政府逮捕了一个杀人犯。主犯是个老太婆，她的丈夫叫马永道。他们因为饿，把亲生女儿煮了吃。
饥饿难忍，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终于暴露出来了。卖死人肉，易子相食的惨剧最终发生了，到后来，甚至不用“易”，自食其子。
河南巩义市（当年为巩县）有位老人叫武磐石，今年已经90岁。据他介绍，在许昌北门外新沟街，当年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常四婆，经常拾死婴煮吃。后来把附近玩耍的小孩，哄到家里杀死，煮了吃，附近的孩子经常失踪。
有一次常四婆向别人借大锅。引起邻居们疑心——在这时，家家都揭不开锅，她还煮啥东西吃？因此就悄悄跟在她后面，当跟到她家，看到屋子里放着一些支离破碎的小孩胳膊、腿时，吓得跑出来向警察局报告。警察到她家中一搜，才发现床下堆有骨头，在一个破木箱里还存放有未吃完的小孩尸体，立即将她逮捕。因民愤极大，后来她被钉在北门外城墙上，暴尸数日。
但老妪吃小孩被暴尸数日并不能阻止惨剧的发生，人吃人的情况在当时时有发生。前锋报记者李蕤在《豫灾剪影》中提到，在隆冬时，吃人肉是常事。下午倒个死尸，夜里便会少一条大腿或臂膀。落雪天气，郑县政府逮捕了一个杀人犯。主犯是个老太婆，她的丈夫叫马永道。他们因为饿，把亲生女儿煮了吃。老太婆临被捕时，身上还搜出一包人肉。
当时卖的包子多数是人肉包子，将饿死的人身上割下的肉来做成馅。晚上基本都不敢出去怕被人抓着煮了吃。
韩雷松说，人吃人的情况千真万确。当时卖的包子多数是人肉包子，将饿死的人身上割下的肉来做成馅。
今年已经90岁的李建永老人说，每个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人可以说都是幸存者。而当时的路上冷冷清清，异常混乱。晚上基本都不敢出去怕被人抓着煮了吃，“至今想起那段经历都不寒而栗。”
当年经历过这场浩劫的老人们如今提起这段惨绝人寰的往事，无不潸然泪下。伊川县一个小村庄的江玉老人今年已经86岁。他回忆说，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因此减免各种苛捐杂税。农村老百姓无力承担高昂的物价，“前一天还能买一斗粮食，第二天可能只能买3斤。”他说，当时自己所在的村50多户人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断粮，大概到了1942年年底，村子里活着的人已不到10户。
当时村里有两户人家，各有3个小孩，当时村里连树上的树皮都被吃完了，实在没有办法了，两家人决定交换一个女娃，一个三岁，一个4岁，煮着吃了，因为吃自己的娃实在下不了手。“边吃边放声痛哭，那声音简直撕心裂肺。”他说，而孩子的母亲终于因为精神压力过大，觉得对不起被吃掉的女儿，第二天便上吊自杀了。
江玉老人说起这段往事，语调哽咽，眼中泛着泪花。亲睹过人吃人，老人家再也不吃肉。
当地一位老人向记者讲起当年“人吃人”经历更是让人毛骨悚然。“避难逃荒的人1942年被阻隔在黄河滩，溺死、饿死的无数。活着的人爬行到死人身边，将死人的头直起来，下面用柴点火，耳中插根小棒，当棒晃动一下，即熟了，人争相食之。敌占区日军和皇协军抢粮，没有粮的人被剥皮……”
河南民间历史研究者刘海永表示，据曾经吃过人肉的介绍，人肉吃了后身体发热，拉出来的屎是黑的。
一些地方时常有人把自己的孩子煮了吃，最终被邻居拉去报警，但最终警方却又把人放了，因为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
黑暗年代依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个捡回来的孩子活下来了，我的妹妹却死了，可我妈妈从来没有后悔过。”
即便在那个人吃人的黑暗年代，也不乏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故事。当年，信阳师范师生发出的“每餐节省一口馍”运动，“全校每日能节约四五十斤馍，半斤馍即可救一人一日不致饿死，信阳一校每日即可救活百人”。
陈莲花说，当初自家一共有3兄妹。11月的一天，天气酷寒，有一天，自己和母亲出去挖野菜的时候，看见路上有一个约两岁的女婴，可能因为太饥饿，哭声非常凄厉。母亲心不忍，就把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捡回家了。
为了养活4个孩子，母亲每天早起四处挖野菜、树根、树叶，但到年底，实在是没有东西吃。捡回来的这个孩子活下来了，但自己的幺妹却因为没有吃的，营养不良而死去。“这个捡回来的孩子活下来了，我的妹妹却死了，可我妈妈从来没有后悔过。她说，当时她看见孩子被丢在路边，如果不带回家养，她良心上会亏欠一辈子。”
刘全生也回忆说，当初河南大学有一位叫祁铭真的老师住在陕州潭头镇桥上村，当时他就在这个村上学。
有一次，老师见他中午没回家吃饭，而是吃菜团。老师尝了一口说，“怎么这么苦，怎么吃”，他告诉老师没盐。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他跟着我说要到我家去看看，带了一小袋盐巴。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父亲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老师，他是咱们全家的恩人。”刘全生说，因为长期没有盐吃，全家人已经开始生病，这袋盐可以说是救命盐。而当时的盐都是配给，老师把盐给了我们家，自己必然是长时间没有盐吃。
60年来，他一直在找当年的老师，欲报“一盐之恩”。
灾难不可忘却
郑州大学教授徐有礼接受采访时说
灾荒是历史上很常见的历史现象。我们的历史宣传在这一块非常缺失。如果没有《一九四二》这部电影，很多人估计还不了解这段历史，怎么看待这段历史遗产，需要深思。
其次就是怎么从人本的观念来看待灾荒时期人们的一些状态和行为。大灾把人性的黑暗暴露得赤裸裸的，在这场灾荒中，传统的伦理道德丧失殆尽，本来中原地区是传统文化非常浓厚的地方。但在天灾人祸加剧下，人性发生了扭曲。人吃人，卖儿卖女，卖老婆，只顾自己生存，完全不顾他人死活。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现象，也需要深思。但也要看到，在当时情况下，生存第一，人都没有了，还讲什么道德。
更多的还是反思国民党政府应该怎么应对灾荒。如果政府应对很及时，很得力，老百姓会跑吗？不会。所以，国民党政府首先要正视灾害，不能有灾说没灾。
面对灾难，不是要可以忘却，伤痛可以慢慢过去，但要以史为鉴。
(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