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做汉学家，先娶中国妻？

□羊城晚报记者 李雯洁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汉学家的积极译介和推荐是首要条件。近些年来，一批西方汉学家日渐进入普通中国人的视野，李约瑟、高罗佩、魏斐德、马悦然、葛浩文、宇文所安、顾彬……人们发现，在这些男性西方汉学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位中国女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娶了中国女人为妻（当然，也有西方女汉学家嫁给中国男人的例子）。有人戏称，“欲做汉学家，先娶中国妻”，中国妻子与汉学家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西方汉学家和他们的中国妻子

　　作为诺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不仅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对中国姑娘也情有独钟，他前后两任太太都是华人，有两段美好的异国情缘。已故原配陈宁祖，四川人，马悦然是在1948年来四川进行方言调查时与她相识相恋的。当时马悦然住在陈家学习汉语，学习之余两人谈情说爱，于1950年喜结连理。

　　1996年，陈宁祖因病辞世。九年后，马悦然又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台湾媒体人陈文芬。两人1998年初识于台湾，“密恋”多年后于2005年在山西宣布婚讯。今年84岁的马悦然与陈文芬相差43岁，属于典型的“忘年恋”。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钟爱唐诗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妻子田晓菲，5岁习古诗、10岁出版诗集、13岁直升北京大学。20岁开始攻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35岁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正教授，是出了名的才女。田晓菲在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期间，宇文所安曾是她的导师。但田晓菲一再澄清，“在做学生的时候，我和宇文所安是严格的师生关系。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们开始用电子邮件进行交流，谈论各种话题，尤其是和文学有关的问题。”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历程之后，宇文所安与田晓菲终于结为百年之好。

　　高罗佩是荷兰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他的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高罗佩的妻子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水世芳不仅是名门之后，而且是齐鲁大学毕业生。

　　莫言作品的翻译者、73岁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同样也娶了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国妻子林丽君，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同事，也跟先生一起做些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中国贤内助对汉学家的帮助

　　中文是入门易而进阶难的语言，汉学家们的汉语言天赋和造诣自然是不在话下的，但娶一位中国夫人，对其成为汉学家是否有所帮助，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有趣话题。

　　“要说这诺贝尔奖跟文学的渊源还都跟爱情有关，”著名学者许子东说，“我看了一下，那些主要的翻译家，不是老公就是老婆是华人，说明文学翻译之难啊，说明独立的外国人，他翻不了这东西，他非得靠旁边有人帮助。”

　　葛浩文和林丽君夫妻合译了毕飞宇的《青衣》、《玉米》，以及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记》等一批作品，据说合译的时候，一般是由林丽君先做第一稿，葛浩文再根据原文修改，增减译文，形成第二稿。林把译稿对照原文，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再作修改，成为第三稿。然后葛再看一遍，但此次不对照原文，只专注修饰英文翻译，使之流畅，是为第四稿。将第四稿交给出版社编辑，编辑看完后，两位译者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和想法修改、润饰，此为第五稿。排版后再给译者看一次，为第六稿，不过这时候碍于已经排版，能修改的幅度很小，顶多只是个别的词而已。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据说也是在妻子水世芳的鼓励下完成的。她引导高罗佩研读了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并鼓励高从洋人的角度来写中国版的福尔摩斯，高对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大为折服，才着手研究和比较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安传奇，随后创作了英文版《铜钟案》、《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即《狄公案》，狄仁杰从此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的福尔斯”。

　　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也是一样，从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之初，中国姑娘鲁桂珍就成了他的工作助手和情人。李约瑟是在他的正式妻子李大斐去世之后，在89岁的时候娶了85岁的鲁桂珍为妻。

　　凡娶汉家女为汉家婿者，未必都能成为汉学家，但若原本就醉心中国文化，又严谨治学，刻苦钻研，与中国妻子的异国情缘或许能对他们真正亲近这种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像上述几位汉学家，如果没有中国贤内助的帮助，相信他们的研究工作会大打折扣。

　　实现幸福的最大可能是与一个中国女人结婚

　　由此看来，坊间戏言“欲做汉学家，先娶中国妻”似乎也不无道理。但娶中国妻子跟成为汉学家当然也无必然联系。

　　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一往情深，除了促使他们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同时，这份深情可能也使他们更容易爱上中国姑娘。李约瑟曾说：“再也没有比娶中国人为妻更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爱恋了。”从研究中国文化到浪漫地娶中国姑娘为妻，这句话或许多少可以说明这些汉学家对中国的感情。

　　就像早年风流的高罗佩也是在遇到了中国姑娘水世芳才安定下来。他曾在自传中写道，“在1943年夏天，我遇到了社会事务部的女秘书，她是来自北京的22岁姑娘，叫水世芳。 在日本人侵入了北京后，她与一大批大学生离开了北京逃到了长沙，然后从那儿继续南下，越过了国境去了河内，最后抵达位于未被日本占领，中国东南部的昆明。在那儿她就读西南联大完成学业，后来又前往成都完成的大学获得社会历史硕士学位。我们开始相爱，于是我向她求婚。我当时33岁，觉得过有秩序的生活和建立家庭的时刻已经到来。虽然我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遇到过有魅力的西方姑娘，但我明白了，要和一个西方妻子永远幸福，这种可能性是很小。实现共同幸福最大可能就是与一个亚洲女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女人结婚。”

　　这些老外汉学家既然喜爱并从事汉学研究，思想上当然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熏陶，那些受西方文化教育出来的女子可能未必切合他们的心意；一旦天缘凑巧，当一位富有东方魅力的中国女性到来时，西方汉学家便可能展开与中国女性的浪漫之旅，这种中西结合或多或少也对汉学事业有所助益。

　　李雯洁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