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玉玺”与“官印制度”

　　徐梦梅

　　秦始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不仅代表了王权用玉的最高等级，也是我国“官印制度”的滥觞。

　　玺印出现在西周时期，春秋战国使用较为普遍，当时主要是作为经商中交流货物的一种凭证。有一些出土的战国古玺上刻有司马、司徒等文字，类似官印，但尺寸大小和材质都不一样，很不规范。

　　《说文解字》曰：“玺，王者之印也。”从秦代开始，玺印成为当权者的权力象征。秦始皇还另琢了六方玉玺，史称“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分别用于处理杂凡之事、赐诸侯书、发兵、征大臣、应对外事和祀鬼神等不同日常政务。由符节令丞掌管，是实用印。秦以前玺印尊卑共之，“民皆以玺玉为印，龙虎钮，唯其好。”秦以后玺印分开，“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

　　《说文解字》曰：“印，执政所持信也。”秦始创“印绶”，以规范官印。自丞相、太尉到郡守、县令都由君王在任命时授以用金、银、铜等不同材质铸的官印，印钮上穿以不同颜色的丝带，合称“印绶”。看到“印绶”便知官阶，官印须随身佩挂，丢印即丢官，那时是认印不认人的。秦末天下大乱，会稽郡守殷通召项梁、项羽叔侄共商应变之策，项梁令项羽拔剑取下殷通首级，乃“佩其印绶”，自封为新郡守，行令各县，“得兵八千人”。汉承秦法。秦汉官印上刻的是职务，如“右司空印”（秦）、“琅邪相印章”（汉），称为“官职印”。

　　隋唐以后，官印制度不断完善。官印一律为正方形，官印的尺寸与职务大小有关。如宋代规定枢密、三司及尚书各部为两寸（相当于现在的5厘米），节度使署为一寸九分，以下各级衙署为一寸八分。“官职印”一直沿用到宋末，“穆桂英挂帅”指的就是把一颗“官职印”挂在身上军中称帅。隋唐开始出现以官府名称为印文的官印，如“广纳府印”（隋），“中书省之印”（唐），称为“官司印”。

　　宋之前，帝王所授之印除罢官等需要收交之外，升迁、告老等大多情况印随人走，均无须上交，不利管理也浪费资源。南宋时开始“众官一印”。此时“官司印”也逐渐成为官印的主流，印章日趋大而重，无法再随身佩挂。于是取消印钮，在印背当中铸一直柄，以方便握拿钤盖。“印把子”的说法因此而来。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授官印即拜印，罢官即摘印，辞官即谢印。到了明清时期，官印制度已非常成熟，由礼部专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铸印、司印、监印和用印规定。

　　值得提及的是：秦代开始的国家七方最高等级官印，两千多年来任凭世事变迁，却无甚变化。秦后历朝历代都祈求获得“传国玉玺”，以昭示王权神授。即使得不到的，也会琢一方有“受命”之类文字的玉印，以象征王权，作镇国之宝。唐武则天时，因“玺”与“死”谐音，遂改“玺”称“宝”。似乎所有朝代都琢有类似“乘舆六玺”的实用玉印。现藏北京故宫，由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五方帝王用印中，就有“大清受命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等七印，分别用和田碧玉、青玉或白玉琢成，完全是对秦始皇玉玺的一脉相承。

　　从“传国玉玺”衍生出来的“官印制度”一直根深蒂固地沿用至今，人们总习惯把大印和大权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可专题研究。本文只是把其作为对中国玉文化探索中的一个细节，挂一漏万的简述而已。

(来源:新民晚报)